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练滩老大队部院子前面，有一排低矮的土房子，那就是练滩村卫生室的前身——练滩大队老诊所的旧址。记忆中老诊所土墙斑驳陆离，青苔悄悄爬上岁月的褶皱里，一直顺着后墙破烂的木窗棂，蔓延到练滩大队部的后院。黄泥墙面剥落如老照片泛黄的边缘一样陈旧，还有屋顶辨不清颜色的灰瓦，每一块，每一片都写满小村庄的碎片以及练滩这个村庄年轻时候的点滴。
练滩老诊所那排破旧的老屋，后面是练滩大队的“权力中心”老大队部；东面隔着一条崎岖不平小河的对面就是练滩联中；老诊所高台前面不远就是六队的那两间牛屋，记得“喂牛人”还是我同学李加胜的爷爷，那个银须飘飘，咧着嘴爱笑的老人。每次放学抄近路经过此处，总见老人家不是在牛屋外晒草、闸草，就是在麦场上滚辘辘，垛柴垛，一边忙活着，一边还不忘友好地逗逗我们，我们也像老朋友般朝他做个鬼脸。后来的后来，牛屋里的主人，换了另一个老人。
练滩老诊所，小小的医疗点，匮乏的医疗条件，在那个贫乏的年代支撑和守护着练滩大队几百户人家的健康，着实不容易。“领头羊”孙成瑞老先生功不可没。记忆中的孙成瑞老先生，个子不高，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戴着一副知识文化象征的黑色眼镜。小时候感觉这种气质，就是心目中妥妥的文化人。尤其看到孙老先生用那支长舌钢笔尖蘸着案头墨水，在处方笺上行云流水、飞舞龙蛇，流淌了一纸看不懂的符号、字母、数字掺杂着的用药处方时，我那懵懂的小眼神眼巴巴望着老先生，羡慕又崇拜。拿过处方后，然后，就到隔壁窗口拿药，“赤脚医生”沈堂兰（我称呼她二嫂子），眼睛扫一眼，就能熟练地分辨出来药物品种，娴熟地把针剂和药剂分拣开来，把药丸一粒粒查数，装进用牛皮纸裁成的小包包折叠起来，划拉上服法和用量。顺手把处方笺插在底座往上伸出来带尖的粗铁条顺势朝下按，然后收纳起来归类留根。
“赤脚医生”沈堂兰，她的儿子刘汉飞（小新）和我同桌。下课时，他经常带我去诊所拿他们剩下来的长方形状的针剂药盒，用来装铅笔和橡皮，以此代替我们农村孩子们没用过的文具盒。每次，跟刘汉飞屁股后面去诊所，他都“大获而归“。当然了，虽然他口吃，但是他不小气，呵呵，他顺便也会“赏赐”给我几个药盒，拿着“战利品”，心里美滋滋的。到了学校，炫耀给同学们，他们都羡慕的不得了。既然羡而不得，他们只有在下午放学后，偷偷的跑到老诊所东面那棵大柳树下的医疗垃圾废弃点扒拉扒拉，看看是否能捡拾到那些变了形的针剂纸盒，如果有幸捡到，尽管破旧损毁，但也挺满足的。
在我的记忆里，“一根银针和一把草药能治百病”的艰苦年代，“赤脚医生”沈堂兰、刘汉景，背着黑色小药箱走街串巷，深入田间地头的身影历历在目。那个年头的“赤脚医生”作为本村本土的乡里乡亲，他们一边忙碌自己家的二亩三分地，同时还要守护着全村人的卫生健康。他们虽然是“赤脚医生”，但却干着“全科医生”的活：宣传医讯，接种预防，打针吊水，上门服务，随叫随到，肩负着全村人健康卫士的使命。当年，背着诊箱的“赤脚医生”，走乡串户，是很受乡亲们尊敬的，大家都尊称他们为“先生”，“先生”到了谁家里，都会被奉为座上宾。就这样背个诊箱到村屯里给孩子们打预防针，给不方便的老人吊水，中午赶到谁家就在谁家吃一口饭，主家能为能留他们吃一口饭而感觉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那时的乡村邻里都是那么纯朴，特别实在，真怀念那个年代那段岁月那份乡情！
老诊所的诊室也就那么一大间屋，一张“八仙桌”充当办公桌。孙成瑞老先生始终背西面东坐着，身边两张长条椅子上坐着络绎不绝候诊的乡亲们。孙老先生，慢条斯理问病、把脉重复着老一套，同时配合着多年不变的听诊器和水银体温计，有条不紊处方下药治病。方式尽管原始，无需像现在的检验、抽血、采尿、彩超……等一大堆无用的辅助检查，并且还能真的治好病，何况看病更便宜，小小的病，区区也就几毛钱的药就可以轻松解决，并且还可以赊账。
在孙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下， 沈堂兰、刘汉景两位村医，在抓药和打针的同时，也坐诊看病，主要依靠他们“赤脚医生”的经验，通过望、闻、问、切……诊断后开具的处方通常简单精炼，往往仅有三两样药，但配伍讲究。处方用圆珠笔复写，一式两份，字迹往往清秀有力，充满书法韵味。当然了，在老诊所基本都是看简单而不复杂的疾病，最多抓几片药，打打针而已。如果需要挂盐水，那就感觉是很大的病了。谁谁谁生病挂盐水了，一会儿整个村庄都知道了。近房亲戚都会提一篮子鸡蛋，或者用纸绳扎几根油条去诊所或者家里探望。
练滩诊所东边的那间打针的屋子，是小时候最害怕的地方。屋内总是弥漫着复杂的味道，既有挥之不去的淡淡草药香，也时而夹杂着紫药水或青霉素的气息。白色托盘里的玻璃针管子那么大 ，针头又粗又长，我看到就害怕 ，更不敢看 。记得有次感冒要打针 ，看到穿着白大褂，戴着棉纱口罩的刘汉景，手握注射器朝天，针尖闪着寒光，滋溜溜喷射着药液，吓得我拔腿就跑。母亲追了我好几里，硬是没有打针 ，结果跑了一身汗， 最后感冒竟然好了 。
其他小朋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刘汉景把酒精棉球在屁股上一擦，又粗又长的大针头往屁股上一掇，屁股直接一哆嗦 ，肌肉马上就缩紧，刘汉景还说：“放松放松，回头打完针，纸盒子送给你”，这句承诺，孩子们最爱听，支撑着挨了一针又一针。特别打青霉素，还不能打快了，慢悠悠推下去，又重又疼，于是，满屋子“鬼哭狼嚎”……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都很穷，国家也穷，连针头都没有一次性的，大部分的农村医疗条件都很差。玻璃针管和针头都是用完就在白色大托盘里用开水煲，煲熟消毒后又重复使用。当年打过这种针和针管的，很多人当时都被感染了乙肝病毒。后来，在国家的重视下，加之医疗条件日益发达，预防接种工作尽早绸缪，乙肝病毒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控制。
练滩老诊所当初是个热闹的地方，甚至比练滩老大队部还有人气。村民来此不单为看病，也为了聊天、看报、交流信息，这里就是大队的第二“情报站“。其社会调解功能亦不可忽视，邻里或家庭间的小纠纷、小摩擦，有时会在此处由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解开导。因此，老诊所超越了单纯的医疗空间，成为了维系乡土情感、传承互助精神的公共场域，一个让村民感到安心与温暖的“健康之家”。
随着时代发展，农村医疗体系变迁，练滩老诊所随着新村部搬迁到了如今的地方，并且改名为练滩村卫生室。尽管物理空间可能改变或消失，但那份关于老房子、关于药香、关于医者仁心、关于老诊所的几位创始人的记忆却历久弥新。空气中若有若无的熟悉气味，都承载着过往岁月的安稳与欢乐，成为练滩村一代人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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