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长安城里静得吓人。
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从只有七岁的北周静帝手里，接过了那枚沉甸甸的玉玺。
为了这一刻，他处心积虑了整整一年，甚至一口气杀光了宇文皇室的五位亲王。
按理说这会儿该开香槟庆祝了，但这男人脸上并没有狂喜，反而只有深不见底的恐惧。
这个人叫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
他恐惧的原因听起来很荒诞——因为篡位这事儿，太特么容易了。
杨坚是个极其清醒的“过来人”，他太清楚自己是咋上位的了。
在那个疯狂的魏晋南北朝，皇位就像个击鼓传花的烫手山芋，换个皇帝比换个厨子还勤快。
杨坚甚至都不是最狠的，你看之前的刘裕、萧道成、陈霸先，这帮狠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通关密码：先当“大将军”抓军权，再兼“录尚书事”抓政权，最后加个“九锡”当门面，皇位就到手了。
这套流程在当时被称为“权臣三件套”，只要集齐，神仙也挡不住你登基。
杨坚坐在龙椅上冷汗直流：如果不把这个系统漏洞堵上，明天就会有另一个“李坚”、“王坚”照方抓药，把自己的一家老小送上断头台。
于是，一场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权力切片手术”正式开始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权臣篡位。
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皇帝们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残废。
咱们先把时间轴拨回去，看看在杨坚之前，那帮权臣为什么能把皇帝当猴耍。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皇帝太蠢，而在于制度太粗糙。
汉朝以后，为了打仗方便，朝廷搞出了一种叫“开府仪同三司”的怪物级别待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允许权臣自己开个小朝廷，自己招人、自己发工资、自己管军队。
比如西汉的霍光，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还领尚书事，这一把抓简直就是灾难。
军权在他手里，行政命令是他签发，财政拨款是他说了算。
皇帝除了坐在那儿当个吉祥物，连个盖章的机会都没有。
到了南北朝，权臣们更是玩出了花，头衔动不动就是“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几个字听着拗口，翻译过来就是“全国兵马总司令兼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
在这种绝对权力的加持下，篡位不再是造反，而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动”。
杨坚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干了件绝的事儿——他把权力这块大蛋糕，切碎了。
这就是著名的“三省六部制”。
以前宰相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杨坚把宰相劈成三个：中书省负责写文件（起草），门下省负责挑刺（审核），尚书省负责干活（执行）。
这招看起来是分工明确，实则是为了互相扯皮。
你想造反？
好，中书省刚写好“退位诏书”，门下省一看，“驳回，格式不对”；就算门下省通过了，尚书省拿着文件，“没钱，没兵，执行不了”。
这就像三个人抬一桶水，只要有一个人不想动，这水就泼不出去。
再加上底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管一摊，兵部有兵单但没钱（钱在户部），吏部能封官但抓不了人（人在刑部）。
杨坚这一刀下去，直接把“权臣”这个职业给干没了，剩下的只有给皇帝打工的“高级经理人”。
以前是权臣养皇帝，现在是皇帝养了一群互相撕咬的狗。
如果说杨坚是给权臣戴上了手铐，那宋朝的赵匡胤就是直接给权臣做了“截肢手术”。
赵匡胤自己就是兵变上台的，他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是说给李煜听的，是说给自家武将听的。
他太懂那帮大老粗心里想啥了，黄袍加身这事儿，有一就有二。
宋朝的制度设计简直到了变态的地步：兵权三分。
有带兵权的不能调兵，有调兵权的不能带兵，这也是为什么宋朝打仗总是那样憋屈的原因——但这正是皇帝要的效果。
一个将军想造反？
你手里连兵符的一半都没有，调动军队得经过枢密院、兵部、皇帝三道手续。
等你手续跑完了，锦衣卫（虽然宋朝叫皇城司）早就拿着刀在你家客厅喝茶了。
在宋朝，你就算做到宰相，也只是个“文官头子”，想调动一兵一卒？
门儿都没有。
文官甚至可以当面啐武将一脸唾沫，武将还得赔笑脸。
这种制度下，想造反比登天还难。
到了明朝，朱元璋这个狠人觉的还是不放心。
他发现只要有“宰相”这个职位存在，哪怕被切成三半，也还是有人能联合起来架空皇帝。
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废除丞相制度。
这一刀，彻底斩断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相权。
朱元璋甚至在祖训里发毒誓：“以后子孙谁敢提设立丞相，凌迟处死。”
从这时候起，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皇帝成了唯一的总指挥，什么内阁首辅、什么大学士，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你看张居正牛吧？
那是万历皇帝小时候还需要个老师，等万历长大了，张居正一死，立马被抄家清算。
为什么？
因为在明朝的制度架构里，张居正的权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全是皇帝“借”给他的。
皇帝想收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哪怕你权倾朝野，只要皇帝不高兴，你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
清朝的雍正皇帝，则是给这套防篡位系统打上了最后一块补丁——军机处。
很多人觉得军机处权力大，其实恰恰相反。
军机大臣的办公地点就在皇帝卧室旁边的一个小破屋子里，他们甚至没有独立的办公桌。
他们的工作只有一个：“跪受笔录”。
皇帝坐着说，他们跪着记，然后把命令传达下去。
在这套系统里，信息流是单向且封闭的，除了皇帝，没人知道国家的全盘计划。
你想搞串联？
想结党？
在“密折制度”的监控下，你早饭吃了什么，中午皇帝就知道了。
清朝的权臣，像和珅这种，与其说是权臣，不如说是皇帝的大管家。
嘉庆要杀和珅，不需要调动军队，只需要一道圣旨，和珅就得乖乖上吊。
为什么？
因为他的权力根基不在军队，不在官僚系统，完全依附于皇权。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当我们回看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隋唐之前，历史的主角是那些如狼似虎的权臣，他们敢废立皇帝，敢改朝换代，那时候拼的是胆量和家族势力；而隋唐之后，历史变的“沉闷”了。
权臣们哪怕到了严嵩、张居正、鳌拜这个级别，想的也不过是多贪点钱、多保几年富贵，从来没人敢动“坐龙椅”的念头。
这不是因为后来的人变怂了，也不是道德水准突然提高了，而是制度这个巨大的绞肉机，已经把“篡位”的土壤彻底粉碎了。
这套制度的代价是巨大的，它牺牲了行政效率，制造了无数的内耗，甚至让朝廷在面对外敌时反应迟钝。
但对于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来说，这笔账算得很划算：江山或许会烂下去，但至少，它烂在了自家锅里，不会改姓。
这就是帝王术的终极逻辑——宁可要一个平庸的稳定，也不要一个充满变数的强盛。
从杨坚恐惧的那个早晨开始，中国古代政治就走进了一个为了“防贼”而不惜把房子封死的死胡同。
直到1912年，那把旧锁才彻底被时代的洪流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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