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的天简直就像要塌下来一样，空气里全是烧焦的味儿和即将变天的恐慌。
那时候黄浦江边的码头，全是疯了一样想跑路的人，一张去台湾的船票被黄牛炒到了几根大黄鱼（金条），平时不可一世的大亨们这会儿全没了脾气，只想着怎么把家产换成硬通货带走。
可就在静安寺旁边那栋漂亮的小洋楼里，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却干了件让人掉下巴的事：她不但不跑，反而让人把店里的红木桌椅擦得锃亮，连账本都理得清清爽爽，就像是在等一位重要的客人上门。
周围人都觉得这女人是不是吓傻了，甚至有人在背后嘀咕她是“守财奴不要命”。
结果没过两天，一辆满身泥巴的军用吉普车，“吱”的一声停在了饭店门口。
车门一开，下来个穿着土布军装、满脸杀气的解放军将领。
路过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心想这就开始了，肯定是要查封资产抓典型。
谁知道，那个当官的走到门口，看见迎出来的董竹君，二话不说摘下帽子，啪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嗓音有点抖地说：“董大姐，宋时轮来还当年的救命恩情了。”
这一下，整个上海滩的流言蜚语全哑火了。
谁能想到，这个每天在饭店里迎来送往的老板娘，手里竟然握着一张通往新政权的“王炸”。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投资不看财报看人品，一旦赌对了，回报率是无法计算的。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大家现在提董竹君，都说是“锦江饭店创始人”或“民国女强人”，听着挺风光。
其实把时间倒回去几十年，她的人生开局简直就是地狱模式。
12岁那年，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亲爹把她抵押进了青楼。
那时候的青楼哪有什么才子佳人的浪漫，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坑。
一般的小姑娘进去，哭两天也就认命了，学着怎么发嗲讨好男人。
但董竹君这人从小就“轴”，她不学媚术，反而专心听那些达官显贵在枕边吹牛、聊时局。
她就像个没感情的录音机，硬是在那个充满胭脂味的大染缸里，拼凑出了外面的世界长啥样。
后来遇到了革命党人夏之时，书上总说是英雄救美，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这更像是一场两个聪明人的“越狱计划”。
夏之时需要掩护，董竹君需要自由。
逃跑那天晚上，董竹君连那个年代女人最看重的首饰软细都没拿，光着身子跳窗户，结果把脚脖子都摔断了。
换个人估计就在地上哭爹喊娘了，她硬是咬着牙，拖着条废腿跑出了那个魔窟。
这一跑，她不仅甩掉了老鸨的打手，更是甩掉了几千年来套在女人脖子上的那根绳索。
按理说，嫁给夏之时成了四川督军夫人，这就该是童话大结局了。
住着大别墅，使唤着丫鬟，这不就是那个年代女人梦想的终点吗？
可董竹君偏不。
她在日本留学几年，脑子里的系统升级了，回来一看老公，还是那个要把女人关在后院当金丝雀的封建官僚。
两人日子越过越别扭，夏之时最后摊牌：要么乖乖当姨太太，要么滚蛋。
董竹君二话没说，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
那时候的女人离婚，等于是在社会性死亡，但她觉得与其跪着享福，不如站着要饭。
回到上海的董竹君，真是把“搞钱”这事儿琢磨透了。
她没去求以前那些阔太太朋友，而是盯上了最不起眼的生意。
她居然开了家“女子黄包车公司”。
这招在当时简直是降维打击，那时候拉车的全是臭烘烘的大老爷们，为了抢客能打出脑浆子。
董竹君招了一批女司机，统一制服，讲礼貌，主打一个安全卫生。
这下好了，那些有钱太太和小姐们觉得坐这车体面又有安全感，生意火得不行。
这哪是拉车啊，这分明就是那个年代的“高端网约车”服务。
也就是在做生意的那段时间，1935年的一个深夜，锦江川菜馆门口来了个奇怪的“叫花子”。
这人衣衫褴褛，饿得直打晃，但眼神像刀子一样利。
店里的伙计正要赶人，董竹君一眼就看出这人不对劲。
那人递上一封信，表明自己是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急需盘缠跑路。
这时候收留这种人，搞不好全家都要掉脑袋。
董竹君大概只思考了三秒钟，不仅让人给他弄了热饭热菜，还把柜台里的现金全掏了出来，塞到那个年轻人手里，只说了一句：“拿去用，做大事要紧。”
那个拿了钱消失在夜色里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上将宋时轮。
董竹君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笔钱会换来什么，她只是凭着自己从底层爬上来的直觉，觉得这群敢拿命拼的人，值的帮一把。
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魄力，根本不是一般生意人能有的。
1949年以后，锦江饭店成了接待各国元首的“国宾馆”，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门面。
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宋时轮的关系，其实这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董竹君这种人，不管把她扔到哪个时代，她都能活成个传奇。
她没背景、没学历，全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硬是在那个乱世里杀出一条血路。
1997年12月6日，这位世纪传奇女性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走得安安静静。
参考资料：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档案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宋时轮传》编写组，《宋时轮传》，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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