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11月9日，大唐帝国的范阳城内，发生了一幕让人把下巴都惊掉的闹剧。
那个体重三百三十斤、平时在唐玄宗面前像个憨憨一样的“干儿子”安禄山，突然在军营里哭得像个受了气的小媳妇。
他一边抹着那张大胖脸上的眼泪，一边嚎叫说朝廷里的宰相杨国忠要弄死他，他活不成了。
紧接着，离谱的事儿来了：底下黑压压的15万精锐边防军，没一个人觉得这是演戏，也没人质疑这是要诛九族的造反，反而像打了鸡血一样齐刷刷拔刀怒吼，誓死追随。
这一天，大唐盛世的遮羞布被彻底扯了下来。
这哪里是什么单纯的政治洗脑，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武装抢劫集团誓师大会。
很多人聊起安史之乱，眼光总盯着李隆基的老年痴呆、杨贵妃的红颜祸水，或是安禄山的狼子野心。
其实吧，要是咱们把镜头拉近，看看当时那帮大头兵的口袋，残酷的真相立马就浮出水面了。
想当年，在大唐刚开张那会儿，当兵可是个肥差。
那时候搞的是“府兵制”，简单说就是国家给你分几亩地，你平时种田养老婆孩子，打仗了自带干粮去拼命。
这合同签得那是相当公平，大家不仅是为皇帝打仗，更是为了保卫自个儿那一亩三分地。
那时候的唐军，那是真玩命，因为打输了饭碗就真砸了。
可是到了天宝年间，这世道全变了。
大唐日子过得太久，那帮豪门世族、皇亲国戚就像贪吃蛇一样，把原本属于老百姓的良田给吞得干干净净。
原来的府兵没地种了，要么流浪要饭，要么去给地主家当长工。
这就导致朝廷不得不改制，推出了“募兵制”，也就是花钱雇人来当兵。
这下子，性质彻底变味了。
以前你是“国家的兵”，现在谁给钱，你就给谁卖命。
而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安禄山就是那个手里现金流最充足的大老板。
安禄山这个胡人胖子，书是没读几本，但在搞人际关系这块，绝对是顶级的心理大师。
他心里门儿清，跟这群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穷棒子讲什么忠君爱国，那都是扯淡，只有真金白银拍在桌子上才是硬道理。
他仗着自己身兼三镇节度使，不仅把朝廷发的军费截留下来，还私自搞边境贸易，赚得盆满钵满。
赚了钱干嘛呢？
他不买房也不置地，全拿来发奖金了。
对于那些家里早就没了地、在内地只能给地主当牛做马的汉子来说，安禄山不仅仅是个长官，简直就是再生父母。
史书上说，安禄山为了笼络人心，认了八千多个干儿子。
当国家不能给士兵提供安全感时，士兵就把忠诚卖给了出价最高的那个军阀。
更要命的是，这时候的长安城，正在给这场大火疯狂递柴火。
李隆基这会儿正沉浸在“开元盛世”的幻觉里，天天在那儿醉生梦死，以为天下太平得不得了。
朝堂上呢，李林甫刚死，杨国忠这个除了是杨贵妃的亲戚外一无是处的小混混，居然爬到了宰相的高位。
这杨国忠也是个奇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天天没事找事，疯狂排挤安禄山，甚至不断挑衅，就想逼安禄山造反，好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
这种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作死行为，直接给了安禄山一个最完美的借口——“清君侧”。
这口号对于底层大头兵来说，简直太有诱惑力了。
你想啊，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在这个阶级已经完全固化的盛世里，如果不发生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这辈子，甚至下辈子，都只能是烂在泥里的蝼蚁。
造反确实是死罪，但如果赢了呢？
那就是从龙之功啊！
历朝历代的开国功勋，哪一个不是在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
既然在现有的规则下无路可走，不如跟着安大帅把桌子掀了。
一旦打进长安，那些王公贵族的土地、财富、女人，就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洗牌再分配。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财富重新分配”吗？
这种“逆天改命”的疯狂赌徒心理，才是这十几万虎狼之师势如破竹的真正源动力。
所以说，当安禄山的大军一路南下，唐朝原本引以为傲的中央军之所以一触即溃，不仅仅是因为好久没打仗手生了，更是因为“士气”这两个字。
一边是吃着皇粮但没有土地、不知为何而战的少爷兵；一边是眼珠子都红了、渴望通过战争抢钱抢地盘的亡命徒。
这仗还没打，胜负其实早就再那一刻注定了。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真让人脊背发凉。
安史之乱说白了，就是一次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当一个王朝无法解决土地兼并，无法给底层百姓提供上升通道，甚至连军队的工资都得靠军阀私人发的时候，崩溃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安禄山只不过是那个点了炮仗的人，而真正把火药桶堆满的，恰恰是那个表面繁花似锦、实则已经烂到根子里的体制本身。
公元763年，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大唐的魂已经被打散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背影。
参考资料：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中华书局，1956年。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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