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虽然战事激烈，但很少士兵开小差，他们能逃到哪儿去？他们不能跑到行进中的敌军中去吧！他们害怕敌军的残忍，我们曾听到敌军施行“水刑”的报道。当然，我们的宣传对敌人有妖魔化的倾向，还有另外一点——我军绝大多数成员不是上海本地人，无处可逃，他们的家乡太遥远了。那时士气仍然旺盛。
我的主要困扰是，官兵们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伤亡惨重，后援不继。我一到北干山就明了这些，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局势。撤退是唯一的出路。
蒋先生已经调动了全国调得动的军队到达淞沪前线，援军来自南京、贵州、东北、云南、广西等地，主要的例外是阎锡山部队。总共有80多个步兵师投入了淞沪会战，包含60多万官兵。如果加上炮兵及其他特种部队，总数便超过70万。
在淞沪会战整个过程中，我前前后后指挥过二十多个师，其中多数是在我移师北干山之后到达的。那么多第一流的中央军部队，诸如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都拨归我指挥过。在淞沪会战中我最多指挥过多少万官兵，这已不可能估算了。
当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巡视淞沪前线到我指挥所时，我告诉他，没法子再继续抵抗了。我说，我们必须撤退，但首先我们必须运送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工事，然后，后续撤退的师便有保障了。守住这些国防工事，我们就能重新集合从前线撤退的部队。这样，我们就能避免一场溃散。我要求陈诚向蒋先生转达我的意见，他同意了。
不久，我赴松江出席军事会议，这是蒋先生召集的。会场设在松江车站一节列车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孙元良、我以及其他将领。会上只有中国人，冯·福根豪森没有出席。
【这件事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因为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蒋先生知道了会发怒。】
那时淞沪会战已葬送了巨大数量的人命。在蒋先生莅会前，我们在火车车厢里讨论了局势。我们都认为，无法再抵挡敌军的优势火力。蒋先生到会后，高级军官们依次提出报告。我提议我们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如是我们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我感到有信心顶挡敌军的推进，我们的工事是坚固的，永久性的。
左翼军总司令薛岳同意我的建议，绝大多数人同意我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孙元良部处于最前沿的阵地，他特别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已无法再打下去了。【此时蒋夫人突然从上海来到，我还记得她穿着毛皮大衣。她宣称我们若能守住上海——我记得她说十多天——中国将赢得国际同情，国际联盟将帮助我们抑阻日本侵略。蒋夫人有没有提及11月3日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九大强国签署的公约，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谈到国际援助。与会者只有少数人同意她的观点。】蒋先生说，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
10月28日，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代表日方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转交了所谓“和谈四原则”，会议上并没有提及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
有报道说，日军利用国军守军在援军到达前撤离海岸之机，于11月4日突然在杭州湾北岸多处登陆，然后迅速北进。我对此的看法是，我军在增援部队到来前撤离阵地，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杭州湾没有抵抗，那是事实；我们的部队疏于防范，也是事实。也有可能汉奸向敌人泄露了国军行动日程。
敌军的登陆威胁到我们的右翼，使国军无法坚守上海。我下令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进攻窜犯松江的敌军，但他行动太慢，敌军已抢先侵占了松江。我也命令吴克仁率六十七军去松江，该部刚抵达淞沪前线，较少实战经验。
【淞沪会战的最后几日是混乱的。一天，蒋先生叫我去看孙元良。我要黄琪翔去找他，发觉他正在公共租界百乐门舞厅跳舞。我报告了蒋先生，他说：“混账！毙了他！”我没有枪毙他，我感到蒋先生只是说说罢了。
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是蒋先生最宠爱的13个门生之一，号称“十三太保”。几年前，我听说他在江西被捕，蒋先生要处决他。他被特准与蒋先生通电话，他说：“我，孙元良在此向校长报告。我跪在您面前。您下令枪决我，是应该的。我活着是您的学生，死后也永远拥护您。”孙元良口才便给，蒋先生遂下令推迟执行，也许那天蒋先生心情比较舒畅。后来他秘密派遣孙去日本进修。然而，这些事我们都知道。等孙回国后，蒋先生又重新起用他。
11月8日至9日的午夜，蒋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留在南市。我打电话给蔡，要他到北干山来看我。我传达蒋先生的命令后，他拒绝接受。我用电话回报蒋先生。蒋先生说：“毙了他！”蒋先生习惯在一时冲动时下达这类命令。
我试图规劝蔡劲军这位广东同乡服从蒋先生的命令。蔡是黄埔一期生，当过蒋先生的随从参谋，深获宠信。我指出，作为蒋先生的门生，他必须服从蒋的命令，为蒋效命。此外，留下来未必会有生命危险。我强调我与他之间的差异——他是蒋先生的学生，而我只是蒋的下属而已；他深受蒋先生的栽培，而我是自我奋斗一级级升到现有位置。可惜我说服不了他。警察们没有动摇，但蔡局长先逃走了。蒋先生似乎认为，他的学生一定要服从他，在这件事上，就不是必然了。后来蔡劲军向蒋先生写了份报告，就没受到处分。蒋先生的行为常使人感到莫测高深。我在《抗日战争回忆记》一书中忍住不说这件事，现在我来日无多，该说出来了。】
11月9日五时许，我看见（第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的部队路过我的司令部门口，俞济时本来隶属胡宗南的十七军团，那时因为调任中央军总司令而归我统领。我问俞济时去哪里，他说奉命撤退，还问我有没有从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接到撤退命令，我说没收到。按规定，不接到命令是不准转移阵地的。
一小时后，我收到（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转来的撤退命令。传令兵驾驶吉普车给我传递命令，可是他走错了路，开到胡宗南的军团部。公文封皮上打了三个“十”字，意谓那是“最紧急”。高级军官在任何特定地点是有权打开这类最紧急密件的，胡宗南打开并阅读了这个命令。他有权力这样做，但是他确实要承担全部责任。
收到这项命令时，我已经错失了指定的撤退时机，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为什么撤退命令不能由电话传达呢？为了安全的缘故。此外，译成电码与解开电码需要更多时间。
此时，混乱蔓延开了。【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蒋先生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第三战区缺乏一个通讯联络的统一制度，这一点在撤退过程中暴露无遗。三战区命令我的指挥所参谋与集团军向青浦行军待命。我对此深感疑虑，因为前线离青浦仅50公里。那么多官兵集中，引起公路挤塞，只能导致混乱。
我在浦东的部队是同指挥所一起撤退的。只有炮兵营经由南市后撤。我的部队可以自己徒步行军，但是炮兵需要机动运输。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卡车把八门卜福斯炮从浦东运走，便致电宋子文求助。他派来十辆卡车，等待装运南市撤回的大炮，所以辎重毫无损失。为此，我对宋子文感激不尽。此后浦东人见到我就夸奖这一奇迹——他们认为我是“关公”。
我命令吴克仁撤离松江，但是他没及时撤出，结果投降了敌军。
我的部队大多数及时撤出，留在后面的只是伤员与掉队的。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病了。队员们不忍抛下他，便留在南市陪伴他。
我的部队大多撤到了青浦。按理说，这不算是一场溃散，因为撤退是有秩序地进行的，事实也如此，这是一支败军呀！有几个军官跑了，士兵逃亡的多一些。但是谁也不能确定，究竟他们是开小差还是走错路跟错队伍，一部分人后来归队了。由于敌军紧随着追击，在打败仗后收容散兵重新整编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敌机甚至在夜间也轰炸我们，公路上挤满了人。我的汽车慢腾腾前进，好像步行的速度。每逢撤退一开始，局面总是可悲的。我们不需要扯及其他部队了。我们谈一谈我的指挥所吧！我只带了几个参谋部门同事，指挥所其他同事都失散了。公路上难民并不多，因为大多数想走的人都早已走了，其他人则愿意留下来做“顺民”。
经过彻夜行军，大约早上四五点钟，我们到达了青浦。那儿乱成一片。我没有命令不敢行动，乃打电话给在苏州的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他正好在同南京的蒋先生通话，蒋意外听到我的问话，便说：“向华，到苏州去。”否则，我不敢离开青浦。这就是我为什么常说，虽然基督教徒不应该相信命运，但有时真的，一切都由命运注定。
第二天清晨，我同指挥所参谋与已集合的集团军一起坐车去苏州，那时敌军已逼近青浦。当我离开时，已经听到炮声，我看到了悲剧。整支集团军向苏州撤退，有些士兵找到了船只，我也找到一艘。我们离青浦后不久，敌机出现了，它们低飞扫射，到处听到乒零乒啷声音。有些勇敢的战士用步枪或机枪向敌机开火。“啪啪啪”的声音至少迫使敌机升高。这真是场悲剧。
那天深夜我到达苏州。次日清晨我去见顾祝同，他要我回到嘉兴去指挥刘建绪的部队。下令刘建绪派兵占领与控制苏嘉国防工事后，我坐着汽车向杭州开去，追赶已开拔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
此时，我有些部属正沿着京沪公路撤退，左翼军大多数部队也沿着铁路和公路向南京退去，其余部队则沿着长江南岸后撤。
在撤退途中，粤军（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走进农家借了一身便服。当敌军到达村庄时，误以为他是一个挑夫，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逃到上海后，他穿着一身农夫服装摄影留念，还印了几张送给朋友。我保存着那张他给我的照片。
在杭州我停留了两夜，我必须向总部的参谋发布命令整编部队。然后去了嘉兴，敌人残忍地向我们发炮。杭嘉公路上挤满了从松江跑出来的难民，逆向而行。其中有些人累得走不动了，就在公路上停下来。公路很宽，他们并没有妨碍部队行军。我又从嘉兴迅速赶赴嘉善，到达时已是11月13日了。
我能从苏州一路平安赶到嘉善，是因为敌军占领松江后没有追击我们，他们停下来休息了。倘若他们沿着铁路围攻嘉善，我就到不了嘉善了。我在嘉善见到刘建绪，便重新整理了他的溃败部队，不许他们再后撤。但是他们进不了国防工事，因为村里的长者与保甲长都携带了地图与钥匙逃走了。当敌机扔下炸弹在周围爆炸时，刘建绪与我坐在一座机枪掩体的顶盖上。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砸开国防工事的门锁，答案很简单：这么做需要时间与工具——哪里去找适用的工具呀！11月14日，嘉善失守。
我把嘉兴交给刘建绪，就和几名参谋离开嘉兴去了杭州。我在杭州停留了几天，在那儿我遇见黄琪翔，他已剃去了小胡髭。吴克仁投降后，他逃上一艘舢板，剃掉胡髭，脱掉军服。我同他开玩笑，说他好像割须弃袍的曹操。
我们在上海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虽然我们的军队人数庞大，但我们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得太多。在训练方面，也远远落在日军后头。一流的中央军部队在装备与训练上都比其他部队先进，但同日军相比仍然差劲。我们的空军同日本空军不能比，海军简直不值一提。然而我们士气仍然旺盛，否则绝不能长期坚持抗战。在战争中，士气是最重要的因素。
淞沪会战是抗战中最重要的战役，它是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远东最大的一次战役。正像我亲身参加的北伐临颍之战是内战中最激烈的一仗，我在淞沪会战中亲眼目睹了抗日战争中惨烈的一幕。
在淞沪战场牺牲这么多忠勇将士，是一大失着，消耗了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国军精锐部队。淞沪会战我军伤亡率很难计算，可以说超逾一半。怎么分类统计伤亡？阵亡人数不到伤亡总数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受伤；伤员中，重伤员不到三分之一；失踪人数很少，因为上海是个很小的地区。我的部属很少被俘，因为我们一失去阵地就能够很快撤离。
1938年11月28日蒋先生在南岳会议上说，我们犯的重大错误是由于疏忽了我们的侧翼与后方阵地、低估了敌军，我们把军队都派到前方，使敌人有机可乘登陆杭州湾。我的看法是，蒋先生完全掌握部队的调度与部署，他着重上海前线却忽略了两个侧翼，但我不认为这是重大的失误。即使敌军不从杭州湾登陆，或者登陆后被我们击溃，左翼军与中央军还是守不住上海的，因为我们缺乏援军。
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派军队防守苏嘉与吴福国防工事。事情一开始就错了。把我本来驻扎在要塞的部队调到淞沪前线去死守，这本身是个大错，最佳选择是留在国防工事。倘若照我的建议去做，战况剧烈时可以派出增援部队，不必要求中央派兵增援。倘若中枢接受张治中与我的建议，派六个新兵师驻扎在国防工事，我们就能阻延敌军占领南京，在这段时期敌军一定会付出惨重的牺牲，它不可能进军那么快。
总之，【倘若不是蒋夫人要我们再坚持十几天，我们原本可以实行有秩序的后撤。】我们官兵的心理状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有部队防守国防要塞，这对他们会起着极大的心理鼓舞，就不会忧虑开抵苏州后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们还有一个重大错误是把国防要塞的地图与钥匙交给乡村中的长者与保甲长，那是些没有经历军事训练的人。至少应该由保安团队去守卫这些国防工事。
保安团队成员是受过军训的，他们不会擅自离开岗位逃亡。另外，保安团队当然不是当地居民，他们是由省政府组织的。把军队从南京调到上海前线也是一个错误——无论形势怎样严峻，南京毕竟是我们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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