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这名字,今天听来像一柄藏在鞘里的刀,锈了,可刃口还在。

你问他是不是南明第一将?得先问:什么叫“第一”?是斩将最多?占地最广?还是扛到最后、血干骨立仍不肯倒?

若按这个比,李定国排第一,几乎没人能争。

他前半辈子在张献忠帐下,干的是反明的活;后半辈子张献忠死了,他转过身来反清,这一转,就把整个人生劈成了两半——前半截是流寇,后半截是孤臣。

他自己未必想当什么名将,世道推着他,一步踩进尸山血海,再退,后面已是万丈悬崖。

真正让他名字刻进史册的,是两场仗:一场在桂林,一场在衡阳。

一年之内,连斩清朝两个王爵。

这事在当时,简直像晴天霹雳——清军入关五年,铁蹄踏破大半个中国,宗室亲贵横行无忌,谁敢信,两个王,死在同一个人手里?

史书管这叫“两蹶名王”。

不是“击退”,不是“重创”,是“蹶”——活生生踢翻、踩死。

可这“名王”,到底多“名”?多“王”?

孔有德是个汉人,尼堪是努尔哈赤的亲孙子,两人爵位天差地别,死法却惊人地像:一个是困守孤城自焚而亡,一个是轻骑冒进死于乱军。

他们不是败给李定国的兵力,是败给自己的判断——一个飘了,一个急了。

而李定国呢?赢了,却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棉花没破,自己手折了。

两场大胜,非但没让南明起死回生,反而像火上浇油,把内部那点残存的共识烧得干干净净。

他拼尽全力砍断了清廷两条臂膀,回头一看,自家屋顶塌了半边,梁柱正互相砸。

这事说起来,得从一个矿工说起。

孔有德,辽东铁岭人,早年挖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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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气大,胆子更大,字不识几个,可打仗有一套。

孙元化在登州练兵,用葡萄牙人教的法子铸红夷大炮,孔有德是带兵的,一个造炮,一个操炮,配合得严丝合缝。

这支人马,是明军里少有的、能跟后金炮兵对轰的队伍。

大凌河围城,明军派孔有德驰援。

走到吴桥,遇上暴风雪,粮草断绝。

士兵饿极了,闯进当地乡绅王象春家,抢粮抢肉,不给钱。

王象春告到孔有德跟前。

他想整肃军纪,可兵已成痞——你罚一个,十个哗变。

火一点,烧了王家庄园。

事闹大了,朝廷震怒。

他这才明白:回不去了。

明朝的门,关死了。

他没立刻降清。

皇太极前后派了几拨人来劝,他都拒了。

他想自立,拉一支人马,占一块地,不上不下的,卡在明与清之间。

可明朝调兵围剿,他扛不住。

打几仗,人越打越少,地越打越小。

最后咬牙——降。

一万多人,带着家眷、工匠、大炮图纸,剃了头,过辽河。

皇太极亲自出沈阳城十里,率诸贝勒行抱见礼。

这是女真人对最尊贵盟友的礼——不是受降,是迎宾。

孔有德带来的,不只是兵,是技术。

他手下的匠人,能铸千斤重炮,能配开花弹药。

后金缺这个,缺得厉害。

以前攻城靠楯车、靠死人堆,现在有了炮,城墙不再是铁壁。

天聪十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

孔有德是汉官里第一个站出来“劝进”的。

封恭顺王——“恭顺”二字,既是褒奖,也是提醒:你是归顺者,不是开国元勋。

但实权不小。

清初王爵分两套:宗室封亲王、郡王,无封地,只领俸;汉人封王,叫“某南王”,有实土、有兵权、能世袭。

孔有德后来改封定南王,镇广西,辖两广军务。

他管的地盘,比礼亲王代善在京师的府邸大十倍;他调的兵,比多数贝勒手里的旗丁还多。

他带的兵,叫“天祐兵”——老本部;还有“天助兵”,是耿仲明的部下。

这两支,加上尚可喜的“天助兵”(后改称“平南兵”),就是后来“三藩”的雏形。

只不过孔有德若不死,本该是“四藩”之首。

他在广西打得顺。

南明残部各自为战,有的降,有的逃,有的观望。

他一年之内,从湖南边界一路推到南宁,把永历朝廷撵得鸡飞狗跳。

桂林成了他的大本营。

王府修得阔气,宴席不断,连战象都驯了几头,准备献给北京。

他以为广西稳了。

稳到忘了清军刚入关时靠什么活命——警觉、狠辣、从不贪功冒进。

李定国就等这一刻。

张献忠在川北凤凰山中伏身亡,临死前对几个义子说:“宁死荒徼,无降也!”——死在荒山野岭,别投降。

这话未必是原话,但意思没跑。

他们本可割地自保,像郑芝龙那样,跟清朝谈条件。

可李定国坚持要“联明”。

不是效忠朱由榔,是需要一面旗。

南明朝廷虽弱,但“正统”两个字,在汉人心里还有分量。

扛着它,招募义军容易些。

1652年春,李定国整军出滇。

目标不是收复失地,是打痛清廷。

他清楚:南明没本钱打消耗战,只能靠奇胜、靠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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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孔有德。

他从贵州入广西,走小路,抄近道。

沿途明军旧部闻风而聚,土司献粮,寨民助战。

他带了战象——不是摆设,是心理武器。

清军没见过这阵势,马惊,人乱。

他先打柳州,破梧州,势如破竹。

孔有德这才慌了,调兵回援,可兵散在各州县,一时收不拢。

他亲率几千人迎战,在严关被李定国伏击,大败。

退回桂林,城门刚关,明军已至。

围城七日。

城内守军不足三千,外援断绝。

孔有德登城督战,额头中流矢——不是箭,是铳子,明军的火器。

血糊了一脸,他知道完了。

回府,先杀妻妾,怕她们受辱;再抱幼子孔廷训上马,令亲兵突围。

自己留在王府,点火。

火起时,他站在堂中,看梁柱烧得噼啪响。

火舌卷上来,吞了画像,吞了盔甲,吞了那张“定南王”的金印。

他没逃。

一个降将,落到这步田地,逃出去也是死——清廷容不下败将,尤其还是汉王。

他女儿孔四贞混在仆妇中逃出,后来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封和硕格格——这是后话。

当时北京接到急报,朝野震动。

顺治帝辍朝三日。

不是哀悼,是恐惧。

孔有德一死,广西全境动摇;更可怕的是,汉王体系出现裂痕。

清朝靠满洲八旗打天下,可入关后死的死、病的病,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只剩几个汉将。

孔有德是其中最忠心的。

他若存异心,早就可以割据两广,但他没有。

他死得干脆,反倒让清廷更慌——下一个会不会轮到尚可喜?耿仲明?

李定国趁势北进。

七个月,收复四十余州县,从桂林打到永州,兵锋直指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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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震动,江西告急。

清廷这才意识到:这不是残寇反扑,是南明最后一口气,憋足了,要掀桌子。

他们派出了尼堪

爱新觉罗·尼堪,努尔哈赤长孙。

他父亲褚英,是太祖嫡长子,早年就被立为储君。

可褚英性子烈,得罪兄弟,结怨大臣,还被人告发“焚香诅咒父汗、私通明军”,被努尔哈赤囚禁两年后处死。

那年尼堪六岁。

他没被牵连。

努尔哈赤照常教他骑射,把他交给二伯代善抚养。

代善待他如亲子——后来史书里代善提到他,常称“吾儿尼堪”,不是“吾侄”。

这细节很重要:在满洲宗法里,过继即为子,尼堪的宗室身份从未动摇。

他十六岁上战场,打过察哈尔,打过朝鲜,松锦大战时已是前锋佐领。

入关后,随阿济格追李自成,随豪格平张献忠,随多铎下江南。

履历表拉出来一长串,可仔细看,全是“从征”“随讨”“佐击”——副手,没当过主帅。

在清初宗室里,他不算顶尖。

豪格能独灭张献忠,多铎横扫江南,阿济格追李自成千里——尼堪没这等功绩。

他像一把精钢打造的副刃,锋利,可靠,但一直别在主刀鞘上。

可到了1652年,主刀一把把断了。

代善,第一代礼亲王,1648年老死;豪格,1648年被多尔衮构陷,死于狱中;多铎,1649年痘症身亡;多尔衮,1650年狩猎猝死;阿济格,1651年因谋乱被赐死。

短短三年,清初最能打的五位亲王,全没了。

1652年上半年,更惨: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礼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谦郡王瓦克达——全是三十到四十岁的青壮,战功赫赫,议政王大臣,半年内接连病逝。

时人笔记里写“诸王相继殁,京师药肆空”,虽夸张,但气氛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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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这看不见的杀手,比李自成的骑兵更致命。

到七月任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时,清廷能调的宗室亲王,只剩五个:

礼亲王杰书,十岁,满达海之子,袭爵,乳臭未干。

肃亲王富绶,九岁,豪格之子,同上。

郑亲王济尔哈朗,五十四岁,硕果仅存的老将,但已交出兵权,养老。

承泽亲王硕塞,二十四岁,顺治亲哥,打过几次仗,资历浅。

敬谨亲王尼堪,四十三岁,从军二十七年,虽无独将之名,但经验压硕塞一头。

清廷没得选。

要么派尼堪,要么派硕塞——或者,动用汉将。

可刚死了个孔有德,再让汉将挂帅,风险太大。

最后决定:尼堪为主,硕塞为副,率八旗精锐十五万(实数约七万),直扑湖广。

十五万是虚数。

清初一旗满洲兵不过六七千,加上蒙古、汉军旗,十五万是倾国之兵。

尼堪出京那日,顺治亲送至德胜门,赐御用甲胄、弓矢。

这不是寻常出征,是赌国运。

十月,清军至湖南。

先破湘潭,守将马进忠退走。

尼堪不休整,连夜拔营,疾驰衡阳——他听说李定国在衡州集结,想趁其立足未稳,一举击溃。

十一月初四,清军抵衡州城外。

人困马乏,连营寨都未扎稳。

哨骑报:明军数万,已在前方列阵。

尼堪没等。

他下令全军突击。

初战大胜。

明军阵脚松动,丢盔弃甲,四头战象被俘,八百余匹战马归清。

他见明军溃退,认定是主力已溃,立刻点选两千精骑,亲自追击。

这是致命一错。

李定国早料到这一步。

他故意示弱,把主力埋伏在蒸水河畔的松林里。

那片林子不密,刚好藏兵,又不易被哨探发现。

他留老弱守衡阳,自己带精锐伏于侧翼。

清军前锋冲过去,明军佯退;尼堪一追,进了口袋。

伏兵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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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象从侧翼冲出,不是冲锋,是堵截——清军骑兵阵型瞬间被割裂。

明军火铳齐发,专打马腿。

尼堪身边只剩三百余人,被围在土丘上。

亲随劝他突围。

他说了一句后来被记入《清史稿》的话:“我,宗室也,宁死,无走。”

他挥刀冲阵。

身中十余创,犹格杀数人,最后被长枪贯胸,坠马而死。

尸首被明军抢回,连夜运走。

清军副将罗托收拢残部,稳住阵脚,未溃。

第二天,明军再攻,清军已结阵固守,难撼动。

李定国见战机已失,撤围退兵。

尼堪死了。

和硕敬谨亲王,定远大将军,阵亡。

这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战死沙场的亲王。

后来的年羹尧、福康安再大,爵位再高,也没这“唯一”。

乾隆修《贰臣传》,把孔有德列进去;修《宗室王公功绩表》,把尼堪单列一卷,标题就六个字:“敬谨亲王阵亡”。

消息传回,北京再震。

这次不是恐惧,是耻辱。

满洲以骑射立国,宗室以战死为荣——可荣是“冲锋陷阵而死”,不是“中伏轻进而亡”。

尼堪的死法,不体面。

礼部议谥,初拟“武愍”,后改“武烈”——“愍”是可怜,“烈”是壮烈。

一字之改,藏着朝廷的挣扎:既要承认他的忠勇,又要掩盖他的失误。

李定国两战,斩一汉王、一宗王,天下哗然。

永历帝在南宁(后迁安龙)遥封他为西宁王,加太子太师。

可封赏再厚,抵不过现实冰冷。

桂林、衡阳两捷,是战术奇迹,不是战略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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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孔有德之死:他身边不过三千人,广西清军主力分散在柳州、梧州、南宁。

李定国破桂林,清军损失不足万人;孔死后,耿仲明部从广东驰援,尚可喜守赣州不动,两广防务迅速补上缺口。

清廷反应极快——不是慌乱,是预案早有。

汉王死了,立刻调另一汉王顶上;定南王藩撤了,平南、靖南二藩照常运转。

再看尼堪之死:他带的是京营八旗,精锐,可死的只是前锋两千。

罗托接手后,七万大军完整无损,立刻反扑,夺回湘潭、宝庆。

李定国被迫退入广西,再难北进。

清军主力未伤筋骨,只折了一臂——还是自己伸出去被砍的。

真正致命的,是南明自己人动的手。

李定国上面,还有个孙可望。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四将军以孙可望为首。

他比李定国年长,资格老,威望高。

联明抗清,是他点头才成的局;永历帝能活到1652年,靠的是孙可望在贵州修宫殿、设六部、供粮饷——表面尊奉,实为挟持。

孙可望想要什么?不是恢复明朝,是当曹操。

他让永历封他“秦王”,比亲王还高半级;设“国主”仪仗,用天子卤簿;奏章称“臣可望”,不称名。

李定国反对。

他觉得,既已联明,就该真联——粮草归朝廷调,兵权归朝廷节,永历得有个皇帝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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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安龙(今贵州安龙县)吵过多次。

一次争执,李定国拔剑抵颈:“今日之事,唯死而已!若秦王必行僭越,定国请先死于阶下!”——这话见《明季南略》,不是演义。

孙可望这才暂缓称帝,同意李定国出师北伐。

李定国两蹶名王,捷报传回,孙可望表面贺喜,内心如坐针毡。

一个义弟,连斩二王,声望盖过自己,军心所向,已非可控。

他加快了夺权步伐:1653年初,调李定国回贵州“议事”;李定国疑有诈,拒不受命;孙可望即发兵三万,讨伐“违令之将”。

内战爆发。

李定国被迫两线作战:北拒清军,西防孙可望。

他写信给孙可望,言辞恳切:“今日清强明弱,譬如两虎相斗,猎者袖手。若我自相吞噬,清军坐收渔利,悔之晚矣!”——信是真的,收在《永历实录》里。

孙可望不听。

1654年,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西征。

李定国避战,退入云南。

孙可望追至交水(今云南沾益),两军对峙。

关键时刻,孙可望部将马宝、马惟兴阵前倒戈,大呼:“我等本大明臣子,岂可助逆伐顺!”——“逆”指孙可望,“顺”指李定国。

孙可望军溃,单骑逃回贵州。

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降清。

1657年,孙可望献贵州、云南地图,引清军入滇。

吴三桂率兵跟进,势如破竹。

李定国回天乏术,节节败退。

1659年,永历帝逃入缅甸;1661年,被缅人缚送吴三桂;1662年,昆明篦子坡绞杀。

李定国得知永历死讯,呕血数升,一病不起。

临终前对儿子李嗣兴说:“宁死荒徼,无降也!”——跟他义父张献忠,一字不差。

他死后,残部或散或降。

李嗣兴降清,得授陕西提督,善终。

孔四贞嫁孙延龄,守广西,后因三藩之乱被软禁京师,终老。

这些后事,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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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李定国赢了两场不该赢的仗,却输掉了整盘棋。

他砍倒两棵大树,没看见整片森林正在自燃。

孔有德死于轻敌,尼堪死于急功,孙可望死于贪欲——而李定国,死于忠诚。

忠诚于什么?不是朱明王朝,是“汉”字背后那点不肯跪的脊梁。

清军入关后,招降纳叛,效率奇高。

洪承畴降了,祖大寿降了,吴三桂降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早降了。

连郑芝龙都想降,被儿子郑成功绑了也没用。

可李定国不降。

张献忠死了,他能割据云贵,像孙可望那样当土皇帝;两蹶名王后,他可趁势称帝,南面称孤;永历死后,他可退守缅甸,苟全性命。

他都没选。

他选了一条最难的路:扛着一面裂了的旗,带着一群散了的兵,在所有人都说“完了”的时候,偏要试一试——试试看,这天下,是不是真的没救了。

他试了。

桂林城头火光冲天时,他在;蒸水河畔伏兵四起时,他在;交水阵前马宝倒戈时,他还在。

直到昆明城破,永历北狩,他才放手。

放手不是认输,是知道:旗倒了,人可以死,但有些东西,不能跟着倒。

比如,一个汉人,站着死,不跪着活。

这事,今天看,像传说。

可当时,就是这么几个人,硬生生在绝境里,劈出了一道光。

光很短,一闪即灭,可足够照见后来者脸上——是泪,还是汗,还是血。

李定国没读过多少书,张献忠教他认字,就教了“忠”“义”“死”“战”几个。

他一辈子,就把这四个字,刻进了骨头里。

桂林那把火,烧了定南王府;衡阳那片林,埋了敬谨亲王;安龙那间屋,困了永历天子——可李定国心里那点火,到死没灭。

灭的,是时代。

他生得太晚,又死得太早。

晚到明朝气数已尽,早到清朝根基未稳。

夹在中间,像一根楔子,硬生生钉进两块巨石的缝隙,自己粉身碎骨,只为争那一寸空隙。

后人说他“孤忠”。

孤是真孤,忠未必是忠朱家。

他忠的,是千万不愿剃发的农夫,是宁可跳崖不降的士子,是被屠城时抱紧孩子冲进火海的母亲——这些人没名字,史书不记,可李定国替他们打了那两仗。

两蹶名王,不是传奇,是绝望中的最后一搏。

搏赢了,天下震动;搏输了,青史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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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若连搏都不搏,连名字都不会有。

李定国的名字,是用血写的。

写得歪歪扭扭,可够重,够烫,够让三百年后的人,摸一摸,还觉得手心发烫。

他不是完人。

他优柔,对孙可望一忍再忍;他固执,死守联明一条路;他迷信战象火铳,低估清军韧性。

可这些缺点,没让他矮半分。

相反,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像个真人——不是神像,是血肉之躯,在泥泞里爬行,指甲缝里全是土,还抬头看天。

看天有没有光。

有。

桂林城破那夜,火光照亮半座城;衡阳林中那日,松针沾满血露,亮得刺眼。

光在,人就在。

人不在了,光还在。

——就在那些不肯低头的脊梁里,在那些宁死不剃的发髻里,在那些明知必败仍要挥刀的刹那。

李定国死了,年四十二。

没墓志铭,没祠堂,尸骨无存。

传说葬在勐腊(今云南西双版纳),可没人找得到。

老百姓偷偷给他立了个“李晋王庙”,在乡间,香火断断续续,三百年没灭。

香火灭不灭,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记得:曾有这么一个人,在所有人都跪下的时候,他站着;在所有人都说“算了”的时候,他说“再试一次”;在所有人都逃的时候,他回头,冲向火海。

就为这,值得记住。

不为他赢了多少仗——他其实输了一辈子。

只为他,到死,没弯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