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北京。
第五研究院门口刚刚散会，人群三三两两往外走。
钱学森走得不快，身边跟着几位年轻工程师。
院里那辆天蓝色高级轿车早早就停在门口，阳光一照，反光晃眼，在一片灰扑扑的军绿色和黑色车队里，格外扎眼。
聂荣臻站在台阶上，目送他上车，脸上的笑容很快凝住了。
“这车哪来的？”他转头问秘书范济生。
“后勤部刚批的。”范济生答得挺起劲，“美国货，高档车，北京就两辆，另一辆在总参那边。
算是给钱老的特别待遇。”
谁知道聂荣臻一听，脸色沉了下来：“赶紧换掉。
太招眼了。”
范济生还愣着：“您是说……换掉？”
“这种时候，太显眼了就是危险。”聂荣臻说得不快，但句句有分量，“你不懂，有人盯着他。”
这事儿听起来有点突然。
可要真追溯起来，还得往前说。
那时候的“有人盯着他”，不是一句比喻。
是确确实实的跟踪、监听、威胁、监禁，还有五年的软禁生活。
这段经历，从来不是秘密，但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细节。
1950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是美军火箭项目的头号顾问之一。
他那会儿已经是国际上有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身边全是顶级科研资源。
可他决定回国。
这决定一出，美国那边炸了锅。
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
我宁可枪毙他，也不能让他回去。”
结果就是，一张机票被取消，一家人被盯上，五年出不了国。
他自己被短暂关押，几乎没有生活自由。
电话、信件、访客，全被记录。
连孩子上学的路线都被监控。
说是“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不想把他放走。
可这事儿最后还是变了。
1955年，中美在战俘问题上有了接触。
中国开出了一个条件：用美军战俘交换钱学森。
那年10月8号，他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
一下飞机，他只说了一句，“我终于回来了。”
这不是简单的归国，是国家用极大代价换回来的战略资源。
说实话，他也没休息多久。
刚回国没多久，就接到了陈赓的邀请，让他去哈尔滨看看。
那时候哈尔滨工事学院刚成立，陈赓是院长。
俩人一见面，没绕圈子。
陈赓直接问：“咱们国家能不能自己造导弹？”
钱学森没犹豫：“能。
洋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这话说得不重，但在当时的语境里，分量太足了。
那会儿苏联刚刚开始控制对华技术输出，中美关系冰点，国内科研基础还很薄弱。
可就在这种条件下，国家还是决定——自己干。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钱学森被任命为副院长，主管科研技术。
可这研究院条件实在艰苦。
大院里只有三辆公车。
科学家们连出趟门都要排队叫车。
钱学森有时候去开会都得站着等车，或者干脆出门打辆社会车辆。
这就引出了那辆蓝色轿车的事。
后勤部办事也算痛快，车很快就来了。
进口货，车身线条流畅，颜色鲜亮。
当时的北京城，全城就两辆。
另一辆是给总参的。
从待遇上说，给钱学森配辆车，没毛病。
他的贡献，地位，安全风险，全都够了。
可问题也正出在这儿——太显眼。
聂荣臻那天亲自送他上车，看到车门一打开，整个人都愣了：“这车太招眼了，万一让人盯上怎么办？”
这不是多虑。
当时台湾那边已经有暗杀情报传来，把大陆科研骨干列为“重点清除对象”，钱学森就在名单里。
蒋介石甚至专门派人潜伏，伪装成记者、工人、司机，试图接近。
于是，车换掉了。
换成一辆普通黑色轿车，从此再也没有那么引人注目的“专车”出现在研究院门口。
从外面看，是一件小事。
但对那时候的科学家来说，能低调，就是最大的安全。
第五研究院还有一个副院长，王诤，老红军，管政治。
俩人都是副职，但聂荣臻心里清楚，技术这块，得让钱学森来主导。
有一次汇报，王诤讲了好半天，钱学森就讲了几分钟。
会后，聂荣臻单独找王诤说了句：“你是老同志了，下次让钱学森先讲，技术方面要让他说。”
王诤明白这话的分量。
之后再有汇报，他总是先让钱学森发言。
从1956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导弹从零起步，接连试射成功。
东风一号、二号、三号相继升空。
每一次发射前，钱学森都亲自签字确认。
哪怕是发射架上一块金属板有点歪，他也要反复检查。
1967年，东风三号准备发射时，燃料箱外壳被磕瘪了一角。
技术人员有些犹豫，怕出问题。
钱学森带人检查了三天，确认不会影响飞行轨迹，才给聂荣臻发了电报。
电报内容很简单：“请指示。”
电话那头的聂荣臻只说了五个字：“听你的，发射。”
那年，东风三号成功升空。
当时没有直播，没有庆典，甚至没有公开报道。
可现场的技术人员，都知道那一刻意味着什么。
钱学森没说太多话，只是低声念了一句：“我不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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