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北京冷得够呛。
一份联名信直接拍到了中宣部部长的办公桌上，落款足足有24个人。
这些人可不是路边遛弯的大爷，全是当时党内理论界的顶流人物。
他们这次不为要钱，也不为升官，就为了一件事——“砸场子”。
砸谁的场子？
正是那个曾经红得发紫、被捧上神坛的《红旗》杂志。
谁能想到，这本由毛主席亲自起名、连标点符号都亲自改过的“第一刊”，竟然会在自家人的笔杆子下，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咱们把时间往回倒倒，说说这事儿的起因。
1978年那是啥年份？
用现在的流行语说，那就是“神仙打架”。
那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发出来，全国都在炸锅。
光明日报发，人民日报转，大家都在讨论以后还得不得死守“两个凡是”。
按理说，《红旗》作为党中央主办的最高理论刊物，又是带头大哥，这时候必须出来走两步，要么定个调，要么指条路。
结果呢？
它玩起了“隐身”。
这种沉默在当时那个极其敏感的政治圈里，那就叫“软对抗”。
它就像个倔强的老头，标榜自己这就是不听那一套。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关口，不说话本身，就是一种震耳欲聋的态度。
你得知道当年的《红旗》有多牛，才能理解这种“不说话”有多吓人。
1958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拍板要办这个刊物的时候，那是当亲儿子养的。
名字是主席定的，意思是“旗帜鲜明”。
创刊号的发刊词，主席是逐字逐句推敲的。
陈伯达当总编，邓力群这些大笔杆子坐镇。
它不仅仅是本杂志，那是那个年代的“定海神针”。
只要《红旗》不发话，底下的干部心里就范嘀咕，谁也不敢随便动弹。
权力的惯性太可怕了，它能让人站上巅峰，也能让人在转弯的时候直接甩出赛道。
毛主席去世后，这车轮子还得往前滚啊。
他们以为只要把头埋沙子里，这股“真理标准”的风就吹不过去，就能守住那个旧堡垒。
但他们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这就回到了开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大家是真急眼了。
那24位大佬忍不了了，直接联名上书。
这信写得那叫一个狠，直指《红旗》杂志“思想僵化”、“对真理标准讨论态度暧昧”、“不仅不推动改革，反而成了绊脚石”。
这哪里是提意见，这分明就是给旧时代的理论阵地下了“病危通知书”。
这事儿引起了刚上任中宣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的高度重视。
胡耀邦那性格大家都知道，眼里容不得沙子。
他看得很清楚，如果党的喉舌还停留在过去，改革开放这就没法唱。
他的态度很明确：谁要是阻碍思想解放，谁就得腾地方。
这一把火，直接把保守派的防线给烧穿了。
随后的几年里，虽然《红旗》努力想要转型，试图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但那个名字背后的历史包袱实在太重了。
老百姓一看到“红旗”这俩字，下意识想到的就是搞运动、大批判，而不是搞建设。
怎么改都觉得味儿不对。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拉锯战中，历史终于做出了选择。
1987年12月16日，中央做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
这不仅仅是一本杂志的停刊，这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党校主办的新刊物——《求是》。
从“红旗”到“求是”，两个字的变化，道尽了中国政治生态的沧桑巨变。
前者强调的是立场和斗争，后者强调的是“实事求是”的探索。
历史从来不讲情面，跟不上趟的，连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1988年7月1日，《求是》创刊号摆上了报摊，封面上那两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是邓小平亲笔题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理论界终于走出了“两个凡是”的阴影，开始真正用实践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国家。
那一刻，曾经不可一世的《红旗》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
参考资料：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
陈凤楼，《见证<求是>创刊》，学习时报，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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