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自述：我违心的承认了“粤北大捷”，并且举荐余汉谋接替我|余汉谋|张发奎|白崇禧|粤北大捷|陈诚

1939年10月6日，我被任命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我推荐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蒋光鼐辞去战区参谋长职务，基本原因是“心病”——他不能忘却往事。于是，副参谋长陈宝仓暂代理参谋长。中国的人事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其他所有的战区参谋长与高参，同在中央的军令部一样，都是陆军大学毕业生，但陈宝仓不是。军令部经常批评我们的作战计划。有时，在呈报作战计划给中央之前，我们先给在广东的陆大毕业生过目，如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王俊，他是我与余汉谋的武昌军官预校同学，后来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以及日本陆军大学。我们给他看时，他总是说：“好！”可是交给军令部，总是挨批评。这就是派系歧视的证据。

还有，长官部参谋处处长郝家骏是陈宝仓推荐给我的，他也不是陆大毕业。他是北方人，也是陈诚、陈宝仓的保定同学。这就意味着，在我的长官部，没有陆大人才。

陈宝仓告诉我，他简直不能胜任参谋长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派系歧视。他说，四战区应该聘一位陆大毕业生出任参谋长。故我请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物色适当人选，我自己也考察适任人才。

陆大商标是十分管用的。陆大毕业生中，起初是保定系多，抗战爆发后，黄埔系爬头了。于是军令部与各战区筛选参谋时，优先录用陆大毕业的黄埔生。

陈诚、薛岳与我都没上过陆军大学，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胡宗南也未上过陆大。当黄埔毕业生大批进入陆大时，保定毕业生已经占据了军内许多重要职位。

在第一、第二次北伐时，黄埔生好像小鸡。在第三次北伐与“剿匪”战役中，黄埔生成长为小公鸡。到抗战时，才长成大公鸡。表现最杰出的是杜聿明。然而保定生仍然占着更多重要军职，大多数的战区司令长官是保定生，仅胡宗南例外。

许多高级军官是四校联谊会的成员，但该地有名无实，起不了任何政治作用，仅仅在会员间联络感情而已。

.在黄埔系人员中，胡宗南控制的部队最多。他的部队驻扎在西北地区监视共产党，所以损失最轻微，而且得到最佳供应。蒋先生对他抱有很大期望，甚至大陆“失陷”的最后岁月，他对最高统帅一直竭忠尽智、效犬马之劳。

在战时，戴笠的权力大大膨胀，“十三太保”也都飞黄腾达。陈诚迅速崛起，在军人中，他享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他还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掌握党权。他敢于对蒋先生直言，既有力又具决策性，对蒋先生帮助极大。我们很感激陈诚，他言出必行，所以我和他相处融洽。

（据张发奎1939年10月21日日记记载）我反对李汉魂兼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建议组建第三十五集团军，下辖六十四军与新编第二军。他与我都感觉应召已抵达韶关的邓龙光是最适合的总司令人选。邓亲近李汉魂，李做过六十四军军长。但我们不能让邓立即上位，恐怕别人批评我们徇私。因为，邓龙光未参加武汉会战，所以李汉魂建议由他自己先兼任一段时间，然后再让邓龙光接班。所以，我向蒋先生举荐李汉魂任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副总司令。蒋先生接受了我的推荐，李汉魂只是挂名而已。

这样，余汉谋的人就认为我不公平。批评我的是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王俊。当我们计划组建三十五集团军时，他问我为什么让李汉魂兼长该集团军。我答：“为什么？他毕竟是最合适的人选。”王俊问我为何不举荐他，我答：“你必须辅助余汉谋。”要知道，是中央派他下来辅助余汉谋的，他以前一直在中央（任陆军步校校长兼军政部兵工制造研究委员会主委）。

（据张发奎1939年10月30日日记记载）我感到蒋先生似乎误解了广东省的党政军人事任命，因为邓龙光与李汉魂是原第四军骨干，六十四军可以视为第四军的分支，其大多数军官是前第四军的成员。新编的第二军包含第六保安旅与三个盐务缉私团。组建新编第二军时，并没有遇到太大障碍，因为保安旅本来就是军人，他们愿意并入正规部队。新编第二军驻扎在北江地区，由邹洪指挥。周钰原来是从长官部兵站调去接任保安旅副旅长的。

我举荐六十六军军长叶肇接替余汉谋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在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蒋先生称赞了叶肇，此后的第一个纪念周张发奎呈交了书面推荐。10月31日张发奎日记说，因余汉谋阻碍，事已告寝。)叶是余的“权臣”兼同乡、同学，也是我和余汉谋的武昌陆军预校同学。然而叶肇的任命没有兑现，因为余汉谋不想放开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权。你要知道，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位是“空”的。

余汉谋

1939年11月15 日，敌军在空军掩护下从钦州湾龙门港镇登陆。他们不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北海与海湾地区其他地点。他们目标是南宁，企图借此切断四战区连接印度支那的国际供应线。供应品从印度支那运到龙州，由此经过左江运到南宁；一旦南宁陷落，我们便没有陆上路径运送来自印度支那的供应品。

（据张发奎1939年11月15日日记记载）我请示桂林行营直接指挥钦州与防城的军事行动，因为白崇禧坐镇南宁与昆仑关，桂林行营已经在昆仑关以北的迁江设立了指挥所。虽然钦州湾处于我的四战区范围内、我负有前线军事行动的全责，但桂林行营并未通知我进驻。

（据1939年10月16日张发奎日记记载）基于以上原因，我以胃病为理由向白崇禧请假一个月，实际上我的病部分是政治性质的，白崇禧准了假。

我打算回故乡，但10月20日敌人突然在广东发动攻势。他们沿着公路与铁路向韶关逼近，旨在切断粤汉铁路。所以26 日我放弃了回故乡的念头，只是赴始兴休息几天，坐汽车去只需一小时。我让余汉谋指挥广东的战事。

此时，敌军在广西遇到小规模抵抗。10月24日，南宁失守，我们来自印度支那的国际供应线被切断了。虽然我们仍据守着龙州，那座城市已经失去它的重要性，因为已经没有必要把舶来品运送到南宁去了。广州湾成了四战区主要的供应基地。

我早已预料到敌军会攻取龙州，我知道敌军要攫取龙州以便拱卫南宁。他们什么时候想要龙州，什么时候就能拿下。当时不动手只是因为暂时不想动弹。

12月4日，国军弃守昆仑关。我认为这是战略上的大失误（据张发奎1939年12月4日日记记载），昆仑关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那儿只是略微抵抗了一下，我军本来可以坚守的，不必撤得那么快。

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与白崇禧一再要我赶到迁江。12月6日，我终于遵照白崇禧的指示去了迁江。8日，我一到迁江就出席了党政军高级官员联席会议。在收到蒋先生的电报指名要白崇禧留下指挥桂南战事后，我当天就离开了迁江。

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

我开始巡视西江地区与粤西南。定期巡视战区以及发生战斗的地区以提高军民士气，是我的责任。我去了平乐，从那儿坐船去梧州。12月17日抵达邓龙光总部所在地肇庆。

此时，粤北形势转为危急。我坐船，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地方步行，于27日匆匆赶回韶关。在大坑口镇遇见余汉谋，他已经把他的十二集团军总部转移到韶关以北。诚然，我的长官部在我回来之前是不能行动的。余汉谋与我一起去了韶关。很巧，在我们到达韶关那天稍后，陈诚与李济深也到了。翌晨，我见到他俩。

此时，陈烈的五十四军（从十八军整编分出来）从湖南撤来韶关。可是该部没有派到用场。因为敌军突然停止了进攻——1940年1月2日，日寇攻占新江（在翁源西）与英德后，撤回他们原先的阵地。

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这并不真确，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为我作了一番宣传，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我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应该知道。我们把这场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新江与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人们必须先打胜仗才能宣称立功，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决定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四战区司令长官。

我明白敌军在广东、广西前线都兵力不足，他们决定从广东撤军用以增援广西。1939年12月24日，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在九塘被击毙，另一个旅团被包围在八塘。昆仑关大捷干得好！

1940年1月7日，我收到蒋先生的电报，说以后由余汉谋指挥西、东、北江地区的军事行动，由我指挥桂南的军事行动。因此，1月10日我把这三个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余汉谋。同一日，我要求把四战区划分开来。鉴于余汉谋观念封建，我想还是我离开广东为妙。当然我是很不开心的。如果中枢认为由他指挥广东几个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我可以直接向他授权，殊无必要由蒋先生越级向他授权。

我属下的军官反对我的要求，他们认为我应该继续负责两个省。总之，我的要求——让余汉谋接任——被拒绝了，我十分气愤，我不想去广西。毕竟白崇禧、陈诚、李济深都在广西指挥战事。于是，1940年1月12 日，我回到了故乡。但是，在收到蒋先生的几封电报以及陈诚、白崇禧、张治中的催促后，我终于不得不去了广西。1940年1月20日，在长官部作战处长郝家骏的陪伴下，我回到韶关，接着去了柳州。在那儿，陈诚与李济深同我们一起出发，赶赴迁江指挥所。

1月27 日到达目的地，白崇禧、李济深、陈诚坚持要我接手迁江指挥所。虽然我身边只有郝家骏一员，白崇禧还是要我指挥桂南军事。我想这样不对头，我说，最好等到长官部的参谋班子都到齐了再接手。他们说，那没有问题，他们留下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以及其他作战参谋协助我。2月1日，我不得不同意就任了。翌日，我要求白崇禧请蒋先生把四战区一分为二。

作为四战区司令长官，我亲眼目睹了许多奇怪的事。敌军向南宁以北我军阵地发动进攻，白崇禧等人要我签署一项命令。这项命令是改变战略，撤退前线的部队。我质问，为什么这是四战区的责任？虽然那个阵地属于我四战区管辖，我既未收到过战事发展的报告，也没有指挥过那儿的战事。他们说，如果我同意这一战略改变，我就应该签署这项命令。我被迫签了。

形势充满了矛盾。白崇禧要我打电话给叶肇。他的三十七集团军在粤北战局稳定后，已经从广东调到广西归白指挥。白抱怨叶肇不服从进攻甘棠的命令，那儿敌军人数不多，攻击甘棠是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退。当然，白要我打电话给叶是因为叶是我的广东同乡。

我叫叶肇服从白的命令，他拒绝了。我说：“这是我的命令！”他答：“我还是不服从！”他率部又回到广东。他如此骄横是由于蒋先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过分夸奖了他，称赞他能干与勤奋。他也感觉蒋先生对余汉谋无可奈何。

为什么我认为（据1940年1月张发奎所撰之《每月回顾》）我军高估了昆仑关的重要性？夺回昆仑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后我们仍要继续同敌军作战。我们把主力部队集中在昆仑关、八塘、九塘（都在南宁市属邕宁县的昆仑镇境内）以及其他邻近地区。白崇禧感到昆仑关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宋仁宗时名将狄青在此夜度昆仑关，敉平依智高叛乱。然而，在冷兵器时代的宋朝，要扼守昆仑关比现在容易。我告诉白崇禧，我们必须发动攻势牵制住敌军，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就要面对敌机以及受过良好的山地战训练与装备精良的敌军了。

1940年2月2日，宾阳陷落。主要原因是叶肇不服从命令。倘若他遵令率领两个师进攻甘棠的敌军，宾阳是不会失守的，战场的形势也将会完全不同。于是，昆仑关再度弃守，敌军长驱直入上林与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