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讲述：广西战场，日军每次主动撤退，国军便上报一次胜仗|余汉谋|司令|广西战场|张发奎|白崇禧

1940年3月，我发现迁到广西后，肩上的担子减轻了。因为事务远比以前简单了，我不必再操心那么多难题了，所以在桂南承担了全部军事责任。第十六集团军以及在广西的其他部队都隶属于我。

中枢派遣邵百昌来四战区任炮兵指挥官，还派来丘士深的第二工兵团。黄镇球派陈淦来当四战区防空司令。斯重淦被任命为通讯指挥官。

广西国军女兵

由于伤亡惨重，我的部队打得筋疲力尽，严重缺额。想要补充缺额是极困难的。在广西征兵没有什么不同，像广东一样，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广西。有一次我亲睹一名壮丁跳到河里逃跑，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这一时期我们的装备同在韶关差不多，我们最担忧的是医疗设备与药物的供应。我们有一座后方医院，前线则有一批野战医院与救护站。士兵每月有两元的医药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情况无疑日益恶化。

在解除武装后，我们仍视所有日军官兵为敌人，这是国际战争与内战的最大差异。在内战中，我们解除对方武装后，并不视其官兵为敌人，当时交战是由于政治观点歧异。但抗日战争就不同了，是为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我们的箴言，正如蒋先生所说，是“忠党爱国”。

军级单位把战俘移交给我。我们讯问所有日俘官兵，有关部队番号、经历等。讯问后，就押解他们去桂林行营，再转解重庆。实际上，我们俘虏日军不多。日本反帝同盟西南分部是在重庆的一些日本人组织的，由觉醒了的日本战俘组成。

1940年3月11日，我们发起桂西南攻势的目标是有限的，并非志在收复南宁，仅仅是为了同敌军保持接触。在1940年6月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我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越南。7月2日，敌军攻占了桂越边境的龙州。

1940年5月27日，吴石出任战区参谋长，这是林蔚推荐。吴石是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保定三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陈宝仓再次担任副参谋长。郝家骏被李昆冈取代，李是陆大毕业生。我的长官部又吸纳了几位陆大毕业生担任高参。

吴石接任参谋长后，1940年夏季战事平静下来了。他带了一名参谋策骑走遍了桂南战场。我再次请求将四战区划分开来。1940年8月4日，蒋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设立第七战区，交余汉谋指挥，但余汉谋一如既往，不肯放弃第十二集团军的指挥权。

七战区包含广东省北、西、东江地区以及海南岛，粤西南仍归我管。我觉得这不公平。无论从地理抑或从军事观点考虑，海南岛都应该隶属于我，但是海南岛卫戍司令王毅是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王俊的弟弟。我对中央说，这样划分不妥当，但中央无视我的意见。我决定辞职，要求另派职位。我不满意时就会请辞，但我的请求被拒绝了。

在广西期间的张发奎

第三十五集团军组建不久，邓龙光就接替李汉魂任总司令，我委派朱晖日任副总司令。七战区成立时，三十五集团军理应划归四战区，但是中央命令新编第二军脱离第三十五集团军，直属于余汉谋，驻扎于西江地区；六十四军移防粤西南，直属于我。这就意味着邓龙光成了无兵司令，他待在西江地区的总部将成孤家寡人。对这一局面，他自然不高兴。

我要求蒋先生保持固有的指挥系统——新编第二军仍然隶属邓龙光，他依序列已归余汉谋的七战区。为了加重分量，我要求蒋先生把我调职。1940年8月27 日，他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粤西南，我们握有党政大权，李汉魂属于余汉谋与我双重领导。

1940年9月22日，敌军越过四战区边界进入越南。10月30 日，我军收复南宁，我们又报了一次胜仗。事实上，敌军是自动撤出南宁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但是，我能肯定，在敌军占领南宁几个月中，我们同它接仗过，有时交火很厉害。

我军向钦州湾追击敌军，当部队经过钦州附近一个村庄时，当地的傀儡组织——“保安会”向我们开火。我的部下包围它几天后将其解除武装。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开火，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全无民族大义：日本鬼子离开前说，他们几天之内就会回来的。我们枪决了“保安会”的头头。11月14日，我们收复钦州与北海，日军从龙州撤往越南。11月30日，我们收复镇南关。至此，我的战区内已无敌军踪迹。

（据《抗日战争回忆记》记载）敌军驻守南宁的人数不到我军的十分之一，因为他们拥有第一流的防御工事与通讯设备。

敌军的空袭给柳州造成很大损失，有时候损毁很严重。有多次我们必须疏散老弱病残，以至于全体居民。我们预料到敌军会用伞兵部队登陆。我们举行过军事演习，训练士兵对付敌军的伞兵，也准备好应付突发事件。

自12月16日至1月22日我率领林蔚、吴石、梁华盛以及首席苏联顾问等人去宾阳、昆仑关、南宁、钦州、防城等地作战地巡视。这种巡视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从中研究敌人的设施及部队部署等，我对敌军所筑防御工事的质量留下深刻印象。在占领桂南与粤西南期间，他们在计划修筑的连接北海与钦州、南宁的临时窄轨军用铁路线上，已铺设了一部分路基。我们主持了军事演习，也做了汉奸调查等等。

（据张发奎1940年11月16日与24日日记记载）我要求把四战区合并到邻近的战区，因为军令部下令把六十四军与五十二军拨归军委会直属，除了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留在粤西南，我属下两个军都被调离四战区，我感觉自己成了“无兵将军”。蒋先生的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常常把军级单位调派到危急地区，等原驻地发生危机再调兵回去。我认为，新到达的部队对这一地区肯定不够熟悉。我要求把四战区合并到薛岳的九战区，然而这一要求被拒绝了。

军令部副部长刘斐在中央同我作对。原因很简单，每次去重庆时，我从不请客送礼。余汉谋带许多礼物送给军令部高官，所以他们对他很好。自从吴石接任四战区参谋长后，一切都转入顺境了。但是刘斐与林蔚是死对头。如果这是真的，我为什么起用吴石？因为他与林蔚关系良好。中央又把我属下部队的大部分划到其他战区，仅仅留下十六集团军。

（1941年2月10日至13日，张发奎去韶关出席第七战区的军事会议）我同七战区保持密切联系，因它离我最近。

我住在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大帆船上，毗邻我的长官部，旁边还有一个山洞，权充防空洞。那儿风景十分优美。我妻子在桂林赁屋居住。我们不时互相探望。

1940 年初在桂林聚会为白崇禧母亲祝寿。前左起：郭德洁、刘景容、马佩璋；后左起：夏威、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关麟征、唐生智、张发奎。

我被许多访客包围。去大后方重庆的人们，从韶关与广州湾坐汽车到柳州，由此坐火车到贵州独山然后乘长途汽车去重庆；或者直接坐汽车去重庆。从湖南、江西及广西其他地区去重庆的人们也途经柳州。（陈济棠夫人）莫秀英、（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及其女儿胡木兰就在大批访客之中。

缪培南应我的邀请来到柳州，他住了几天就去韶关接替李振球任六十五军军长。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做了没多少时间。

1940 年 1 月，陶希圣同汪精卫决裂，在奔赴重庆途中经过柳州，我会见了他，谈话的内容没什么特别。我对他不太了解，他不是汪精卫最初的追随者，叶蓬也不是真正亲近汪精卫。甚至周佛海也不是真正亲近汪精卫，他从来不是改组派的成员。

陶希圣夫妇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傀儡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我和其他四战区高级将领发布通电谴斥汪逆。紧接着桂林行营的撤销，1940 年 6 月桂林办公厅成立。李济深的职位低于白崇禧原任的军委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他无权指挥军事行动，也无权指导党政机关，他的职位是空的。白崇禧是真正拥有在广西决定一切的权力的人，虽然他身在重庆，但他真正控制着广西省的党政军事务，是广西实际上的“灵魂”。

林蔚留下来担任桂林办公厅副主任，大多数有独到见解的人留下来了。李济深不甚注意我对广西事务的作为，他对我甚有礼貌。在另一方面，我也尊敬他，他曾经是我的长官。

我跟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没有辖辖。我指挥军事行动，把集团军的训练、人事与整编事务留给他做。我不太过问广西省的事务。民团的重组是因为中央要使地方民兵系统一体化。

在我迁到广西以后，我同广西党政机关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我必须予以更频密的指导，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着相当的礼貌。我对他们有求必应。当然，他们不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这方面也不会强人所难。表面上，每个人都服从我。

军委会战地党政事务委员会四战区分部于1940年10月被解散，这是中央的决定。也许它认为战区司令长官的权力太大了，也许是省主席们对蒋先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分部撤销后，我和广西党政机关的联络工作再次交付战区政治部执行。

省党部与四战区政治部协助省政府负责有关基本人权的问题——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由于桂林是一个文化中心，黄旭初必须处理许多这类问题。在柳州，一切都很平静。

长官部决定区内所有参谋人员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中央关于所有军人必须加入国民党的规定，此时执行得更严格了。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我们假装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利用他们的才能，我不怕使用共产党员。

左洪涛是我的秘书，起初他跟随我是当战地服务队队员。后来我叫他当秘书，因为我发现他有才华。他和妻子胡聪华都是共产党员，胡也是战地服务队队员。他俩是战时在柳州结婚的。

在广西我并没有遭遇共产党困扰，这是因为广西传统上的“闭关”政策。广西当局对党政部门掌控很严格。

我同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之间关系颇融洽，他是黄埔一期，我认为他是蒋先生的得意门生、“十三太保”之一。我认识他的尊翁梁海山——老同盟会员。我待他如子侄辈。在会议之外，我称他“华盛”而不是“梁主任”。梁华盛组织了一个足球队，以他的名字取名“华队”，其队员是在政治部兼职的中山大学毕业生。这个球队很出名。

侯志明是政治部副主任。1929年当我们发起第二次护党救国运动时，我扣押过他。但这不算什么，我们从来不考虑往事，政治就是这么样。

原先的战地服务队又重新建立了，队长是非中共党员的官其慎，这时我已注意不让中共党员出长这个部门。战地服务队后来改组为政治部剧宣四队。就这样，有一阵我们四战区拥有第四、第五两个剧宣队。有一年我过四十几岁生日时，我同第四剧宣队全体成员合影留念。我至今仍保存着这张照片，一到香港就把它挂到书房的墙上。

张发奎在香港的房子

梁华盛就任四战区特别党部执行秘书后，大多数原任职员被调走了，因为梁华盛带来了自己的班子。我仍旧是特别党部的特派员，但我眼开眼闭。

中统局派出新官进驻四战区，他叫陆树珊，浙江人。军统局也派新官入驻，名叫杨继荣，他与李崇诗是湖南同乡，后来他又被另一个湖南人郑兆一接替。我同中统、军统的关系没有差异，我遭遇到同样的鸦片问题，甚至可以说，我到处都遇到这类问题。贵州、云南出产的鸦片通常是经由柳州运到广州湾的。

有一次黄旭初就鸦片运输的事向我请示，我问他有否问过白崇禧。黄说，他已经问过白，白要他问我。按理说，黄应该先请示我。我说我不能扣查中央代销的鸦片，但不允许它在我的战区装卸，然而我可以允许他过境，不会检查运货车厢，这批鸦片是用火车运往韶关的。

后来，国民党中央委员、粤西南籍的陆幼刚路过柳州，他问我：“为什么粤西南要遭受鸦片之毒害?”我说：“这话由何说起?”他解释道，他刚回过故乡，见到许多鸦片。【余汉谋派遣他的宪兵队护送鸦片从韶关运到粤西南。我打电报给邓龙光的弟弟、第六十四军一五五师师长邓鄂查扣鸦片，他说他不能扣押这些鸦片，那是由余汉谋的宪兵一路护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