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那个让全中国都停摆的消息传来时，北京城里有一户人家彻底蒙圈了。
几十年来，家里那个闷葫芦一样的父亲，每个月往回寄信，地址永远只写着冷冰冰的几个字：“中南海101号信箱”。
家里人只晓得他在北京是个大师傅，专门伺候大领导，可具体伺候谁，他嘴巴严得像焊死了一样，连枕边人都没听过半句实话。
直到后来档案解密，大家伙儿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二十二年里，父亲手里的那把锅铲，一直都在给新中国的一号人物“把脉”。
说实话，在那段红墙里的日子，程汝明与其说是个厨子，倒不如说是个潜伏在灶台边的“特工”。
他每天最核心的任务，竟然不是炒菜，而是烧纸。
那是一九五四年，程汝明刚进丰泽园。
那时候他可是京城厨行里的大拿，西餐国宴样样精通。
可前脚刚踏进菊香书屋，后脚就被立了一条规矩：主席吃剩下的菜单，吃完必须马上烧掉，别说带回家了，连过夜都不行。
这事儿放现在看简直离谱，厨师留个菜单怎么了？
那是人家的作品集啊。
可当时的警卫局没跟他开玩笑。
在那个冷战搞得人心惶惶的年代，领袖吃什么，那可不是生活琐事，那是国家机密。
你想啊，要是老人家连着几天只喝粥，那就说明身体不舒服；要是突然胃口大开吃辣子，那说明身体硬朗。
这些数据要是被国外的特务搞到了，人家就能推算出中国的政治走向，甚至在谈判桌上给你下套。
程汝明当时听完冷汗都下来了。
看着炉子里卷曲发黑的菜单，他才明白，在这张餐桌上，也就是在那会儿，一张废纸都能变成敌人的炮弹。
从那天起，他就在中南海里活成了一座孤岛，除了灶台边那几个同行，跟谁都不在大咧咧地说话了。
在这个位置上干活，光嘴严还不行，还得脑子活。
最让程汝明头大的，就是主席那个著名的“不吃酱油”的毛病。
这真不是领导难伺候，纯粹是心理阴影。
老人家年轻时参观酱油作坊，看见缸里有蛆在爬，那感觉，估计跟咱们看见蟑螂爬进碗里差不多，恶心了一辈子。
可问题来了，红烧肉那是主席的心头好，没酱油怎么上色？
肉白惨惨的谁有食欲？
这就逼着程汝明搞起了“科研”。
他躲在厨房里又是熬糖又是调火候，硬是利用糖在高温下的焦化反应，弄出了完美的“糖色”。
这玩意儿红亮红亮的，还没酱油那种豆腥味，带着一股焦糖香。
这道改良版的红烧肉一端上去，老人家吃得那叫一个香。
说白了，这哪是做饭啊，简直就是在搞精密的化学实验。
不过，做菜的难题好解，心里的坎儿难过。
程汝明这辈子最难受的时候，是在1960年前后。
那几年大家都知道，国家难啊，老百姓都快揭不开锅了。
中南海里也不好过，主席给自己定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粮食定量。
作为一个厨子，手里明明有食材却不能给领导做，那种焦灼感，比自己饿肚子还难受。
有一次他是真急了，心想不管了，我也得“抗旨”一回。
他知道明着给肉肯定被退回来，就想了个“阴招”。
烙葱花饼的时候，他把肥猪肉切得比米粒还小，偷偷揉进面团里，再用猪油煎得金黄。
肉化在面里，肉眼根本看不见，但那热量可是实打实的。
刚开始几次，主席吃得挺香，没发现。
程汝明还在那暗自窃喜呢。
结果没多久，还是露馅了。
那一次，老人家没发火，但那个脸色比发火还让人难受。
他就那么严肃地告诉程汝明，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我毛泽东搞什么特殊？
那顿饭撤下来的时候，程汝明眼圈都是红的。
他这时候才彻底懂了，领袖的胃，在那几年，是和老百姓的肚子连在一起的。
这种倔强，一直延续到每年的年夜饭。
程汝明刚去那年除夕，想着露一手，整桌满汉全席，结果被告知：加个菜就行了。
更打击人的是，他包的北方饺子，老人家尝了一个就放下了。
这位湖南出来的领袖，骨子里还是个南方胃。
第二年程汝明学乖了，直接上年糕。
果然，那一晚主席吃得特别开心。
二十二年，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就在这一日三餐里没了。
程汝明看着老人家的头发从花白变全白，看着那道红烧肉因为健康原因慢慢撤下菜单，看着晚年的主席只能靠流食维持。
他见过除夕夜老人家一个人吃着中午剩下的回锅菜，还乐呵呵的。
1976年，程汝明最后一次走出中南海。
他留下的，只有那个被擦得锃亮的灶台。
现在咱们回头看那段历史，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但像程汝明这样的人，那时候真不少。
他一辈子都在烟熏火燎里打转，但他锅里炒出来的，不仅仅是饭菜，更是一个大国领袖最真实的底色。
那些烧掉的菜单虽然没了，但那股子为了国家拼命的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是热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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