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平，新中国还没挂牌，未来的心脏——中南海，先把自己活成了一摊酱油色的臭水沟。
谁能想到，这片曾被帝王称为“太液池”的地方，水面漂着死鱼烂菜叶，风一吹，那股子酸腐味儿能飘出红墙，熏得人直皱眉头。
国民党跑了，留下一座空城和一堆烂摊子。
这中南海，殿是好殿，阁是好阁，就是没人气，窗户纸破得像渔网，院子里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但最扎眼的，还是那一池子死水。
这哪是皇家园林，整个一巨大的露天化粪池。
这摊子，得有人收拾。
当时，中央领导还在河北的西柏坡，可眼睛已经盯上了北平城。
周恩来一天几封电报发过来，事无巨细，从哪栋房子能办公，到水电煤气怎么接，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的意思很清楚：咱们进城，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干活的。
这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新家的门面和里子都弄利索。
接下这“大内总管”活儿的，是个叫齐燕铭的文化人。
这位老兄是蒙古族，早年在延安，笔杆子耍得好，组织能力也强。
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了中央统战部的秘书长，带着一帮人，一头扎进了这片荒废的园林。
他们不是游客，是来“验房”的。
手里拿着小本本，腰里别着钢笔，走到哪记到哪：这儿房梁裂了，那儿地砖松了，回头都得修。
可所有问题绕来绕去，都绕不开那片湖。
不把这湖里的陈年老垢清出去，别说办公，住人都嫌晦气。
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元帅拍了板：挖！
把湖底亮出来，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牛鬼蛇神。
命令传下去，华北军区的兵就开过来了。
一场给中南海“刮骨疗毒”的大工程，就这么叮叮当当开始了。
清淤这事，听着简单，干起来要人命。
周恩来从西柏坡发来的电报里写得清楚：“节俭高效”。
这四个字，就是军令状。
齐燕铭不敢怠慢，他把中央警卫师一团几百号小伙子叫来，没搞什么开工仪式，直接发工具。
大家伙脱了军装，换上粗布衣裳，一人一把铁锹，就开始跟那十六万吨的淤泥死磕。
那年头也没什么大型机械，全靠人力。
先把湖水抽干，黑乎乎的湖底一露出来，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那泥巴，又黑又黏，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膝盖，还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
战士们都是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庄稼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没完没了的烂泥。
他们分成两拨，一拨人在湖底用铁锹往木桶里装泥，另一拨人就用扁担挑着沉甸甸的木桶，一步一滑地往岸上运。
岸边，泥巴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再由卡车一车一车地拉走。
那三个月，战士们的口号很简单：“加油干，把这百年的脏东西都掏干净！”
北京的春天，就在他们滴下的汗水和泥土的腥臭味里，一点点到来了。
铁锹越挖越深，湖底的秘密也一层层被揭开。
这哪是挖泥，简直是在挖一部近代史。
最先出来的，是硬家伙。
一把锈得不成样子的步枪，枪管都弯了，一看就是北洋军阀混战那会儿留下来的。
紧接着，成堆的子弹壳、断了的军刀片子，像撒豆子一样从泥里翻出来。
这些东西，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可是皇城根下，谁能想到湖底还埋着这么多杀人的家伙。
更吓人的是，有战士一锹下去，挖到了一个硬邦邦的铁疙瘩，扒开泥一看，是手榴弹。
虽然外壳锈迹斑斑，但谁也不敢保证它是不是个哑巴。
老兵立马过来，小心翼翼地捧出去，交给专门的人处理。
后来，还挖出了整箱的子弹，木头箱子早就烂光了，黄澄澄的子弹还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
甚至，一副冰冷的手铐也被翻了出来，链条居然还能动。
这地方，不知淹没过多少见不得光的勾当。
战争的铁锈味还没散去，泥里又开始闪金光了。
一个战士正费劲地铲泥，突然感觉铁锹碰到了什么硬物。
他用手一摸，滑溜溜的，擦掉黑泥，金灿灿的光晃得人眼晕。
是金银首饰、玉石挂件、镶着宝石的簪子。
这些玩意儿，一看就是宫里娘娘们的东西。
也不知是哪次宴会后不小心掉的，还是王朝末日，哪个倒霉的太监宫女揣着宝贝想跑路，结果慌乱中掉进了湖里。
一捧捧的铜钱也被挖了出来，被泥土和锈迹粘成一坨，掰开来，还能看到“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的字样。
还有刻着商号的银锭，沉甸甸的。
这些玩意儿，让这群刚放下枪的年轻士兵开了眼。
他们亲手摸到的，是课本上那个已经覆灭的王朝，留下的最后一点体温。
挖出来的宝贝，一件件登记造册，上交国库。
挖到最后，最魔幻的一幕出现了。
湖水快见底的时候，大家发现浅水里有巨大的黑影在扑腾。
抽干水一看，好家伙！
全是十几斤、几十斤重的大鱼。
鲤鱼、草鱼，一个个养得膘肥体壮。
这片死水潭，对人是灾难，对鱼来说简直是天堂。
更稀奇的是，有些大鱼的鱼鳍上，还挂着金的、银的小牌子，上面刻着模糊不清的字。
后来懂行的人说，这是明清皇帝搞“放生”仪式时留下的，叫“龙鱼”，是祈福用的。
谁能想到，皇帝的祈福，最后便宜了这帮掏泥巴的解放军战士。
这下可把大家乐坏了。
艰苦了几个月，终于见了回头钱。
战士们把这些“百年老鱼”捞上来，就在湖边支起大锅，葱姜蒜那么一放，炖了一锅又一锅的鲜美鱼汤。
在工地的间隙，一人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连喝带吃，浑身的疲惫都好像被冲走了。
这成了那段峥嵘岁月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段插曲。
1949年5月，中南海的清淤工程终于结束。
十六万吨淤泥被运走，清澈的湖水重新灌满。
整个园林焕然一新，就等着新主人入住了。
可这时候，一个问题摆在了中央领导面前：到底要不要搬进中南海？
毛泽东一开始是反对的。
他当时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觉得那儿清净，也符合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对周恩来说，中南海是帝王住的地方，封建色彩太浓，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当皇帝的。
但周恩来考虑得更现实。
他力劝毛泽东，说中央机关几百上千号人，还有那么多民主党派、社会贤达需要联系，都窝在香山，来回跑一趟就得大半天，工作效率太低。
中南海在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而且警卫安全也好做。
办公要紧，干革命不是搞行为艺术，不能因为一个象征意义就耽误了正事。
最后，还是实用主义占了上风。
1949年秋天，中央机关正式迁入中南海。
毛泽东选了相对简朴的菊香书屋，把那儿当成了自己的家和办公室。
齐燕铭后来当了国务院副秘书长，继续当他的“大管家”。
而周恩来，就在那片曾经臭气熏天的湖边，西花厅的灯光下，一住就是二十七年，再也没搬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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