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位面容枯槁的老人匆匆赶回北京，他怀里死死护着两件东西，像是护着自己的命。
这人叫王守义，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但他拼着最后一口气回国，只为了把这两件“遗物”亲手交给安徽潘家的后人。
潘家人打开包裹那一刻，看到一块旧怀表，瞬间眼泪就下来了——这可是当年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信物，失踪了整整四十年的传家宝。
而送回这块表的主人，竟然是那个被潘家骂了半辈子“家门耻辱”、最终客死巴黎的女人——潘玉良。
这哪里是什么豪门恩怨，这分明是一个女人用画笔和血泪，狠狠抽向旧社会的一记耳光。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895年，大清朝眼看就要完了，扬州一户穷人家生了个女孩，叫陈秀清。
这孩子的命，那是真苦，比黄连还苦。
两岁死姐，八岁死娘，孤苦伶仃被舅舅收养。
你也别指望有什么“亲情温暖”，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舅舅养她六年，心里盘算的就一件事：这丫头片子什么时候能变现。
陈秀清长得其实并不符合当年的审美，大鼻子、厚嘴唇，甚至有点笨拙，但这并不妨碍她舅舅泯灭人性。
十四岁那年，舅舅连哄带骗，把她卖进了芜湖的怡春院，从此世间少了个良家女，多了个雏妓“张玉良”。
大家千万别被电视剧骗了，以为青楼里全是诗词歌赋、卖艺不卖身。
那是人间炼狱，是个把人变成鬼的地方。
张玉良唯一的运气，是在她还未完全沉沦时，遇到了那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潘赞化。
潘赞化是安徽桐城的才子，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更是同盟会的会员，当时做着芜湖海关监督。
一场工会宴请，让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撞再了一起。
也许是张玉良眼里的那股子倔强劲儿打动了潘赞化，这位新派官员做了一件那个时代既风流又冒险的事：为妓赎身。
这一赎，张玉良就不再是张玉良了，她冠了夫姓，改名“潘玉良”。
这个改名不仅仅是形式，更是她灵魂的重塑。
她不做妾室金丝雀，她要当人。
潘赞化也是个奇人，他没把潘玉良当玩物养，反而请了邻居洪野先生教她读书画画。
这一教不得了，潘玉良那被压抑的天赋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1918年，她报考上海美专，成绩虽好却因为出身被拒，最后还是刘海粟校长力排众议，大笔一挥：收！
在上海美专，潘玉良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学西画要画人体，那时候哪有模特？
即便有，谁敢脱？
潘玉良不管那个，她趁着澡堂没人，对着镜子画自己的裸体。
这事儿在当时轰动全校，骂声一片，但也正是这股子“疯劲儿”，让刘海粟看出了她的潜力，指给了她一条明路：去法国，去那个艺术没有偏见的地方。
1921年，潘玉良拿到了津贴，远赴重洋。
从里昂中法大学到巴黎国立美专，她和徐悲鸿做了同学。
那几年是她人生中最纯粹的时光，没有白眼，只有色彩。
她的画，色调浓烈，笔触大胆，把中国的水墨线条融进西方的油画色彩里，连挑剔的法国人都为之侧目。
1929年，她学成归国，被聘为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
按理说，这就是个励志的大圆满结局了吧？
妓女变大师，荣耀归来。
可历史往往比小说更残酷。
潘玉良想用才华赢得尊重，可当时的社会只盯着她的裤腰带。
1936年，她举办第五次画展，那是她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却也是至暗时刻。
有人在她的力作《人力壮士》上贴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极尽羞辱的话：“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你哪怕才华高到天上，只要出身泥潭，这世道就永远记得你脚上的泥。
这一刀，比舅舅卖她时还疼。
潘玉良彻底心寒了。
1937年，她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再次出国。
她以为这只是暂避风头，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整整四十年，直到死，她也没能再看一眼深爱的丈夫和祖国。
在法国的后半生，潘玉良活得像个苦行僧。
南京沦陷后，她和潘赞化断了联系，生活陷入困顿。
这时候，王守义出现了。
这个在巴黎开餐馆的男人，成了她的守护者。
有人说他们是情人，但在我看来，这早已超越了男女之情。
王守义有家室，潘玉良心里只有潘赞化。
她在法国立下“三不”原则：不入外国籍、不恋爱、不签约画商。
为了这“三不”，她宁愿在阁楼里啃面包，也不愿出卖作为中国画家的骨气。
这四十年里，她的画拿遍了法国、比利时的大奖，成了巴黎多尔赛画廊的座上宾。
可每当夜深人静，她脖子上挂着的，永远是那个嵌着潘赞化照片的鸡心项链。
1960年，她得知潘赞化病逝的消息，悲痛欲绝，回国的念头却更怯了——故人已去，她怕回去面对那满目疮痍的旧梦，更怕那个曾经羞辱她的社会依旧不肯原谅她。
直到1977年，82岁的潘玉良在巴黎贫病交加中离世。
临终前，她让王守义给她换上旗袍——哪怕身在巴黎，她也要做个干干净净的中国女人。
她留下了那个著名的遗嘱：第一，把蔡锷送给潘赞化的怀表和那条项链，交还给潘家后人；第二，把她毕生创作的4000多件作品，全部运回祖国，捐给国家。
她用了一辈子时间，把所有的爱恨都藏进了画里，把清白还给了自己，把宝物还给了爱人。
王守义没有食言，他在办完潘玉良的后事后，哪怕自己已被查出恶性肿瘤，依然拖着病体飞回了中国，完成了第一项托付。
仅仅十几天后，王守义也去世了。
好在，经过多方辗转与中法政府的交涉，1984年，潘玉良的几千幅画作终于回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土地，如今静静地躺在安徽省博物馆里。
那个曾经被社会抛弃的“弱女子”，没有在国难当头时像某些名流一样投机钻营，也没有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数典忘祖。
你说她这一生，究竟是那个被卖进青楼的苦命丫头，还是那个名震画坛的大师？
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活出了那个时代中国女性最硬的一根脊梁。
1984年春天，那一箱箱画作终于运抵合肥，就像离家半个世纪的游子，终究是落叶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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