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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9年，庞莱臣家族将珍藏的137件古代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明代画家仇英所绘的《江南春》长卷。这件作品笔墨精妙、构图恢弘，历来被视为江南文人画风的代表之作。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多年之后，这幅曾被列为国家收藏重器的名作竟悄然现身于拍卖市场，引发公众强烈质疑：一件本应永久保存于博物馆中的国宝级文物，究竟是如何从国有馆藏中流出的？
先把真画说成假货：鉴定这关被人当成“开闸口”
要让一件国宝级文物脱离监管体系，首要步骤就是抹去其“身份”。南京博物院当年为处理庞氏捐赠品组建了一个所谓的“鉴定小组”，但整个过程极不规范——既无科学检测手段，也缺乏严谨论证程序，仅凭少数几人口头评议便草率定论。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参与鉴定的人员专业背景严重错位：一位是负责物品征集的普通职员，并无权威书画鉴赏资历；其余两人分别专攻玉器与瓷器领域，对书画断代、风格分析几乎毫无经验。这种跨门类“越界判案”的做法，在任何正规学术体系中都站不住脚。
由非专业人士主导关键判断，直接导致大量真迹被误判甚至故意错标。他们完全跳过应有的技术流程——诸如颜料成分检测、纸张纤维年代测定、笔法演变轨迹比对等核心环节一概不做，却堂而皇之地宣布：庞家捐献的诸多精品实为“伪作”或“次等品”，可作为“处理品”另行处置。
为了增强结论的公信力，相关方还对外宣称该结果获得了张珩、韩慎先、杨仁恺等已故顶级专家的认可。然而后续调查证实，这些前辈学者从未参与此项工作，所谓“权威背书”纯属虚构。一份毫无依据的鉴定报告，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将国家级文物降格为可自由流通的商品。
正是这张漏洞百出的文书，成为整条非法流转链条的起点。像仇英的《江南春》、赵光辅的《双马图》这类原本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对象的作品，就此被剥离保护身份，沦为可以私下交易的普通物件。
事情发展至此，早已超出能力不足或操作失误的范畴，而是明显存在系统性滥用职权的行为。有人利用制度空隙，以“专业鉴定”之名行资产转移之实，把公共文化遗产变成了可供私利攫取的资源池。
最令民众愤慨之处在于，捐赠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信任的托付——家族将世代守护的文化遗产交付国家，期待它们得到妥善保管与传承。可现实却是，这份厚重的信任被某些人用一张伪造的鉴定单轻易撕碎。本应作为文物安全第一道防线的鉴定机制，反而成了放任流失的第一道泄洪闸。
再造一个“家属”：假亲戚成了最好挡箭牌
当真迹被成功定义为“可处理品”后，还需解决另一个难题：如何回应外界对处置合法性的追问？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身份造假行动开始上演——虚构一名“庞家后人”，充当公开决策的“家庭代表”。
一名原本从事生物学研究、与文博行业毫无关联的女性徐莺，突然被包装成庞莱臣堂弟庞赞臣的外孙女。这一说法从宗谱角度看根本无法成立，据庞氏族谱明确记载，庞莱臣并无名为“庞赞臣”的堂弟。
尽管血缘关系经不起推敲，但这层虚假身份仍被广泛使用。徐莺不仅得以介入南博举办的庞家旧藏特展筹备工作，更以“亲属代表”身份登台致辞，营造出“家属知情并支持”的假象。
公众见状自然减少质疑：既然后人都点头同意，那这批文物的去向似乎只是家族内部事务，外人不便干涉。就这样，最关键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被一个冒名顶替者轻轻遮掩过去。
直到2017年，法院依法撤销了为其开具的亲属关系公证书，认定其提供虚假材料、捏造事实，这场持续多年的骗局才终于暴露。可惜的是，当真相揭晓时，许多文物已完成多次转手，部分可能已流失海外，追索难度极大。
这套操作模式其实逻辑清晰：先通过荒唐鉴定否定文物价值，再虚构亲属关系获取“授权”，最终将本应公开透明的国有资产处置，伪装成“私人自愿转让”的民事行为。
最为恶劣的一点在于，它精准打击了公众最敏感的心理底线——捐赠人家属是否真正知情与同意。只要在这个环节制造出“有共识”的表象，监督机制便会自动松动，质疑声也会随之减弱。
这也暴露出文物保护领域最大的隐患：不怕个别人大胆妄为，只怕整套“虚假流程+伪造身份+实际获利”的黑箱能长期运行而不受追究。一旦关键岗位有人暗中操控，文物就能在一堆看似合规的文件中悄然消失，再次出现时已是标价千万的“合法私藏”。
“左手出库右手进店”：一人两顶帽子把文物转成钱
在这条黑色通道中，徐湖平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人物。他在南京博物院长期担任领导职务逾二十年，同时兼任江苏省文物总店法人代表，集审批权、调拨权、经营权于一身，形成典型的“自我审批、自我交易”格局。
他一手掌控博物馆库房出入权限，另一手掌握商业销售渠道，使得文物可以从国有机构直接流向自己管理的商店柜台，实现“左手出库、右手进店”的闭环操作。
早在1997年，时任副院长的他就曾擅自开启朝天宫仓库，拆解封条，调拨共计2211箱原属故宫南迁的历史文物。按照国家规定，此类行动必须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方可执行，但他却绕开所有上级监管，私自签署调令，强行推进。
一旦这类违规流程被打通，后续的文物流转就有了形式上的“手续支撑”，哪怕实质违法，也能披上一层“程序合规”的外衣。
仇英《江南春》正是沿着这条路径流出：经由南博调拨至文物总店，随后被商人陆挺购得。值得注意的是，购买发票上甚至连买家姓名都不敢填写，仅标注为“顾客”，显然意在规避追查。
这种刻意隐匿信息的做法，本身就暴露了交易双方的心虚。此后该画辗转多位藏家之手，价格不断攀升，至2025年再度现身拍卖市场时，估值已达原始价值的上万倍。
事实上，早有内部人士察觉异常。南京博物院多名职工曾联名举报上述违法行为，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直至2025年，一位在职长达42年的资深员工郭礼典挺身而出，通过网络平台实名发布视频，公开出示调拨单、审批记录、工作日志等多项原始证据，才终于将此事推向舆论中心。
面对汹涌舆情，国家文物局联合江苏省委省政府成立专项调查组进驻南博，徐湖平接受问询，庞氏家族成员也被邀请前往库房逐一核对账目清单。清点结果显示，多件登记在册的重要书画作品已不知所踪。
此次事件之所以能够推动查处，靠的不是流言蜚语，而是确凿无疑的纸质凭证——签字、印章、流转链条环环相扣，每一处痕迹都在诉说真相。这些硬证据远比任何辩解更具说服力。
鉴于此案影响极其恶劣，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制度修补机制：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大幅提高公职人员非法处置国有文物的法律责任，明确将倒卖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畴；同时推动鉴定制度改革，引入随机专家抽取、交叉复核机制、仪器辅助检测及全流程数字化留痕系统，彻底终结“几个人一张嘴定生死”的粗放时代。
结语
虽然《江南春》最终被紧急撤拍，避免了进一步非法交易，但这次事件留下的创伤依然深刻：一旦监管失守，国宝级文物的流失速度之快、路径之隐蔽，足以令人震惊。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次，有人勇敢站出来亮出了铁证，调查得以实质性展开，规则也在加速完善。对于那些企图把手伸向国家宝藏的人来说，今天的环境已大不相同——再想依靠伪造流程、虚构身份来牟取暴利，等待他们的不会是财富自由，而是法律的严惩与法庭的审判。
信源：
界面新闻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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