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继凯尔泰斯·伊姆雷之后，时隔23年，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
这位桑塔格口中“启示录式的大师”用最锐利的笔锋直面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精准地预言了时代的无序与恐惧。这种拒绝逃避、直面黑暗的创作，正是文学最珍贵的力量——在恐惧中保持清醒，在灾难中留存反思。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学力量并非孤例，而是匈牙利文学精神的延续与升华。众多匈牙利作家与其他东欧作家共同构成了东欧文学的核心特质：用文字记录真相、追问本质、凝聚良知。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为代表的东欧作家的创作，为我们重申了文学的终极意义：它是灾难中的见证者，记录不该被遗忘的真相；它是恐惧中的思考者，叩问人性与文明的本质。当诺奖重新照亮匈牙利文学这一“被遗忘的角落”，当文字连接起个体与人类的命运，我们便拥有了穿越灾难、直面未来的精神力量。
11月上旬和下旬，译林出版社分别联合南京方所书店与北京DT51·RENDEZ-VOUS书店，举办了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品及东欧文学为主题的阅读分享会。除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资深译者、翻译家余泽民外，两次活动还分别邀请了南京大学教授、东欧文学专家景凯旋，原《世界文学》主编、东欧文学专家高兴，资深出版人、《撒旦探戈》策划人袁楠，南京大学教授但汉松，以及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北京大学教授张辉，围绕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及其背后的匈牙利文学，探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文学如何作为一种深刻的精神力量，成为照拂心灵的支柱。
以下是两次活动精彩对谈的回顾稿，分为上下两篇发布。此为上篇。
初次邂逅的震撼：
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的结缘故事
两次对谈中，几位嘉宾各自分享了他们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的独特相遇。
学者张辉坦言，自己首次接触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经历堪称“特殊体验”：“我接触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相对较晚，最初是在访问匈牙利期间经友人推荐得知其名。首先观看的是其同名改编电影，因篇幅冗长、节奏极为缓慢，未能一次观毕，这种观影体验与我过往习惯大不相同，却留下了深刻印象。受此触动，我转而阅读其小说，并进一步寻览他的其他作品。可以说，这次经历在我的个人阅读史中颇为特殊——第一次遭遇一部无法一气读完的文学作品，也无法一次性看完的电影，这构成了我阅读过程中的一次独特体验。”
学者张辉于北京活动现场
作家邱华栋则提出了“探戈式”的阅读方法：“我最早是从余泽民先生那里听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名字，随后通过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撒旦探戈》接触到他的作品。《撒旦探戈》的结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需要读者以进退往复的节奏去感受。我初次阅读时也是以探戈的节奏进入，前进六章再后退六章，最终领悟其闭环式叙事结构的精妙与深刻。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强叙事、重直觉的作品中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是中文世界里从未有过的奇书。”
作家邱华栋于北京活动现场
翻译家余泽民的结缘故事最为特别——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从他的朋友变成了其文学的引路人。“我于1993年4月结识拉斯洛。彼时我的匈语尚处于只会零星词汇的阶段，我们便以彼此都不甚流利的英语交流。初次见面，他主动谈起1991年的中国之行，言语间流露出对那个他于脑海中建构的东方世界的向往，话题自然转向李白。可以说，我们的友谊始于李白——当时我对他几无了解，更无任何可‘输出’的内容，倒是他不断向我讲述唐诗与李白。他找来一本匈语版李白诗集，让我朗读。我因不熟悉匈语译本而一时茫然，他便提示了几首与饮酒有关的诗。在诸多‘酒诗’中，他特别提及一首关于两位男性依依惜别的作品，我一听便知是《赠汪伦》。当我为他背诵此诗后，他极为欣喜，认为这首诗远比魏尔伦写给兰波的诗作更为‘现代’，因其情感表达在中世纪欧洲仍以宗教题材为主的诗歌传统中显得格外独特与超前。
“此后他邀我驱车四个多小时前往自己三百多公里外的家中，我在那里住了一周，我们迅速成为朋友。最初我们并不谈文学，我只是为他做饭。当时他仍沉浸在对中国的兴奋中，逢人便称我为他‘最好的中国朋友’。那时我们便有了一个约定：他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以游客身份陪他重访中国，因为他首次中国之行是以受官方邀请的记者身份，行程与见闻皆被安排，他渴望以更自由、更个人的方式深入接触这个国家。
“1998年，因获得一项国际新闻基金的资助，拉斯洛需选择一位敬仰的文学先辈并重走其足迹，以此重拾二十世纪初作家书写新闻的传统。他选择了李白，我因此陪同他在中国旅行一个月。这一个月对我影响至深——虽然此前我们已是朋友，但唯有这次，我是以同行者与协助者的身份，全程参与他的采访与观察。这段经历如同一场密集的“写作课”，让我首次对文学创作的过程产生好奇。我目睹了他如何搜集素材，后又读到他将这些经历转化成的散文，从中学习到如何处理材料与表达态度。
“也是在一个偶然契机下，我于1999年尝试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茹兹的陷阱》。那是我首次翻译匈牙利文学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正是匈牙利语写作中最具语言难度的作家之一。这番看似偶然的尝试，结合后来因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全面开启的译介工作，最终将我引上了文学翻译与传播之路。我始终感激这两位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与凯尔泰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我带入了文学的广阔世界。”
译者余泽民于南京活动现场
语言迷宫里的思想母题：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
创作世界与文学地位
1954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出生于匈牙利小镇久洛，在大学期间先后修读法律和大众教育，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大学毕业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乡村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员。后来，图书馆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被烧毁，他失掉工作，回到城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这段经历的基础上进行写作。1985年，他发表了自己的长篇首作《撒旦探戈》，堪称出道即高峰。无论是后来的《抵抗的忧郁》《战争与战争》，还是中文版刚刚面世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都可以看成是对《撒旦探戈》的续写。
早在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名字就频繁出现在各种重要文学奖的榜单上。他不仅囊括了包括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匈牙利文学奖项，还在2013年获得德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奖，2014年获得美国文学奖，2015年获得国际布克奖，2019年又凭借作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创作以艰涩难懂著称，常被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在诺奖的介绍中，他标志性的写作形式被形容为“蜿蜒流动、几乎没有句号的长句，形成一种令人眩晕的语法节奏”。作家苏珊·桑塔格称他是“匈牙利当代启示录大师”，科尔姆·托宾称他是“最神秘的欧洲反乌托邦艺术家”，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将他与果戈里相比。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英译者之一奥蒂莉·穆尔泽特曾说，作者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拥有自身独特逻辑的宇宙，几乎可以称为一种神学，充满了反复出现的原型人物：先知、探求者、档案员，初次进入这个宇宙，读者往往会感到迷失，仿佛需要一位导游——或者是人类学家——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正如但汉松所言，长句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学商标，但并非他的专属，乔伊斯、普鲁斯特与品钦等作家，同样以书写绵密、缠绕的长句著称，但比起他们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写作更加“决绝”，有时一连七八页都是同一个不分段的长句，再加上匈牙利语语法的黏着特点，使其语言宛如熔岩一般稠密，令人窒息。
南京活动现场
针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语言特点，余泽民分享了自己的翻译经验。他介绍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长句可以分为两种，他称之为“套娃式”和“火车式”。“套娃式”的长句是中国人通常理解中的长句，相较而言更难翻译，这种长句是在主谓宾结构的主句中插入很多从句，从句位置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翻译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打磨通顺，但这种长句符合中文的语法结构；“火车式”的长句则像是在火车头后面挂很多节车厢，句中可能会不断切换叙述主体，按照中文的语法可以断成很多短句，但在匈牙利语中并不必要，因此可以不断续写下去，而这种连续数页不分段、不加句号、不断转换叙述主体的长句，可能会对读者造成阅读上的困难。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品的翻译难度还体现在另外两方面。一方面，匈牙利语中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具有模糊性，“他”“她”“它”都是同一个代词，甚至和用于第二人称尊称的“您”也是一个词，翻译时常常需要费工夫区分小说中叙述的对象究竟是谁；另一方面，匈牙利语中直接引语也用逗号连接，而不是用引号，因此翻译时不仅要区分叙述主体，还要区分说话人是在直接表达还是转述。不过，余泽民充分考虑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尽可能地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小说中隐藏的线头揭露出来，为中国读者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难度。他坦言，中国读者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其实要比匈牙利读者读原文更容易。
高兴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写作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色，但其作品不拒绝基本情节，并不完全消解意义，常有寓言、转喻和反讽色彩，充满了意味深长的细节，还有荒诞的描写和隐喻，比如作品的背景往往是模糊的，人物都有符号化的色彩——其作品中有很多类型化的人物，有的代表贪婪，有的代表保守，有的代表自恋，还有的代表情欲，等等。
东欧文学专家高兴于南京活动现场
余泽民谈到，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创作母题是书写人类的困境。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在前进，而常常是从一种困境进入另一种困境，就像《撒旦探戈》中的魔鬼舞步，往前两步，又后退两步。身处困境中的人越是绝望时，其希望往往越强烈，越想牢牢抓住任何自己想象中的拯救者。也恰恰是在这种时候，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拯救者，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说服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带领他们跟着自己走进一个“新世界”。而所谓的新世界，最后往往又会慢慢发展成另一个困境，于是人们重又陷入绝望，并萌生希望。这种从绝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的轮回，正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创作线索。
文学的“高级感”与阅读挑战：
我们为何要读难懂的书？
在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智能手机统治人们注意力，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我们为何要阅读像《撒旦探戈》这样难懂的书呢？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以其艰深的叙事结构和复杂的思想内涵，构成了对习惯碎片化阅读的当代读者的明确挑战。这种“难度”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它抗拒肤浅的娱乐式阅读，要求读者付出专注与思考，借此提供一种深度的、智性的精神体验。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接触这类具有高度艺术完整性与思想密度的文本，不仅是对个人阅读能力的锤炼，更是抵御精神庸常化的自觉努力。
但汉松谈到，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坚持创作艰深复杂的文学，在短视频盛行、注意力涣散的加速时代，尤显可贵。当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句子日趋短促、口语化、碎片化，习惯了此种语感的读者初遇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难免感到强烈不适，这要求我们必须调整自身的阅读预期与进入文本的方式。否则，莫说阅读《撒旦探戈》的原著或中译本，恐怕连其七个半小时的电影版前十分钟都难以坚持。“我近日重看《撒旦探戈》电影，开场便是一个长达五六分钟的中远景固定镜头：前景泥泞，农舍静立，牛群缓缓走动。若按好莱坞的剪辑节奏，此景或许两秒即止。这起初令人难耐，但沉下心来观看，便会发现牛群并非静止背景——有牛数次试图攀跨同伴，另有牛朝镜头方向踱步。塔尔·贝拉这种以超长镜头对抗速朽视觉习惯的叙事，是对观众专注力的极大考验，一如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长句之于读者。”
学者但汉松于南京活动现场
邱华栋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比作精神上的“漩涡”：“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每天被手机里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包围，往往忽略了高级的精神创造，仅仅满足于即时浅层的精神消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虽然难读，却像漩涡一样吸引我们深入。越是需要智力投入，需要你反复思考，甚至需要你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的作品，越能帮助我们构建高级的精神生活，抵御时代的浮躁。”
余泽民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创造的文学长句与循环母题，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时间”与认知门槛。这种“难度”并不仅仅是刻意设置的障碍，更是其艺术表达的必然形式——他以此构筑了一个与表象世界保持距离，却又更真实地逼近人类存在困境的象征空间。阅读这样的作品，如同接受一场严肃的精神仪式。它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思维与即时满足的阅读期待，最终引领我们越过语言的表象，触及关于希望与绝望、进步与轮回等永恒命题的深刻共鸣。这种挑战本身，即是文学高级感的体现，也是阅读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译者余泽民于北京活动现场
张辉从哲学层面阐释了阅读困难作品的积极意义：“当我们放弃轻浅的阅读期待，在眩晕中完成思考训练，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深刻的精神修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强迫我们慢下来，强迫我们反复思考，这种‘不友好’的阅读体验恰恰是对快餐文化最有力的反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提醒我们：文学不仅是消遣，更是对存在本质的叩问。”
正如张辉所言，阅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类具有显著“减速”特质的作品，其意义恰恰在于对抗现代生活的加速度与思维的浅表化。他的小说不提供简易的答案，而是通过环形叙事、多重隐喻与冷静的观察者视角，迫使读者沉入文本，与其中关于存在、历史与文明的复杂叩问持续对话。这种阅读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思想免疫训练”，它拓宽了我们感知世界与自我的维度，使我们得以在缓慢与艰涩里，接近那些在速读中必然错失的深层真实。
北京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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