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北京那个下午，全军高级干部会议刚散场，走廊里全是人。
突然，嘈杂声里冒出几句浓重的湖北黄安土话，在一堆南腔北调里显得特刺耳。
他慢慢站起来，死死盯着不远处两个聊得正嗨的首长，嗓子像是被堵住了，半天才颤颤巍巍喊出一句：“你们……
是道驹和道奎表哥吗？”
这一嗓子，周围空气都凝固了。
那两人回头一看，三个大老爷们就在那一瞬间红了眼，抱头痛哭。
这事儿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不仅是老乡见老乡，这是跨越了半个中国、打了三十年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三兄弟。
在那个命如草芥的乱世里，一家子出去三个，最后全须全尾地回来还都挂了将星，这概率简直比现在中五亿彩票大奖还低。
把时间条拉回到1926年。
那时候戴家塘村的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军阀部队天天来搜刮，地皮都快刮秃了。
戴道驹（后来叫戴克林）那年才13岁，看着是孩子王，其实心里也慌。
他对堂弟戴道奎（后来叫戴克明）说的话特别实在，没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是唯一的活路。”
说走就走。
那时候他们想得特简单：都在红军里，总能碰见吧？
谁知道这一转身，就是整整十年的音讯全无。
如果说参军是进了鬼门关，那后面的仗就是阎王爷在点名。
这三兄弟拿到的剧本，一个比一个吓人，简直是把红军时期最惨的几种模式全体验了一遍。
大哥戴克林拿的是“地狱级”剧本。
长征结束后，他跟着红九军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
懂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西路军”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在河西走廊，面对马步芳那种凶残的骑兵，红军缺枪少弹，血战古浪峡。
戴克林的部队基本被打光了，他自己受了重伤，是从死人堆里硬爬出来的。
为了回延安，这硬汉装成叫花子，一路讨饭。
我就查了一下那个路线，在那片荒戈壁上，他整整走了三个月。
当他衣衫褴褛地看见红军哨兵那一刻，这个在战场上连眉头都不皱的汉子，直接瘫在地上嚎啕大哭。
他跟着红二十五军长征，在陕西商洛被包围。
那段日子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部队伤亡惨重，甚至连政委宋兴国都因为受不了那种惨状，拔枪自尽了。
这操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
留守南方的戴克明呢？
体验的是另一种绝望——南方三年游击战。
没后方，没补给，周围全是国民党正规军。
他们跟野人似的在深山老林里钻，每一口饭、每一颗子弹，那都是拿命去换的。
直到1939年，老天爷才算开了眼，给他们安排了个小插曲。
新四军在皖南开会，接待处的干事看着名单犯嘀咕：这怎么有个戴克林，还有个戴克明？
这俩名字太像了吧？
得，干脆安排住一屋。
就这么个无心的安排，让失散十多年的堂兄弟在异乡撞上了。
在那年头，没消息，通常就意味着人没了。
带着这点遗憾，兄弟俩又分开了。
三兄弟就像撒出去的三颗种子，在中国地图上各自发芽，却死活碰不着面。
直到1954年北京那个下午，命运的齿轮才终于咬合上了。
咱们现在看这段历史，最震憾的真不是他们肩膀上的那颗星，而是那个存活率。
那个年代，父子兄弟一起上的多了去了，结果绝大多数是满门忠烈，连块骨头都找不着。
像戴家这三位，分别在不同的战场，经历了长征、西路军惨败、南方游击战、解放战争几大绞肉机，最后还能在建国后全须全尾地坐在一块喝茶，这本身就是一个由无数巧合堆出来的奇迹。
1955年授衔的时候，三个人先是被授了大校，后来陆续晋升少将。
但在他们心里，这身军装的分量，比金色的肩章重多了。
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这条命是替那些没走出草地、没翻过雪山、倒在河西走廊和南方丛林里的同乡兄弟们活着的。
没有什么天生的战神，最开始不过是被世道逼得没活路的农村娃。
是信仰这东西，让这三个普普通通的“匹夫”，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硬生生把自己锻造成了国家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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