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陕北所面临的困难比长征途中还要难以处理。甘北根据地纵横有千余里，人口才四十多万，粮食短缺的情况使得彭德怀给徐向前发电报直接感叹物产十分贫乏，没有办法让大军长时间驻扎。更为可怕的是军事包围圈：东边有阎锡山的晋绥军，西边有马家军，南边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北边还有胡宗南的中央军压过来。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宣称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他一边在上海和中共代表潘汉年进行谈判，一边提出具有羞辱性的条件：红军要缩编到三千人，师长以上的干部都得出国。
1936年11月8日诞生了《作战新计划》。这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央军委当时曾经提出：要是和蒋介石的谈判出现破裂的情况，红军的主力要东渡黄河。然后经过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兜一个大的圈子，最后返回陕南，预计需要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这条路线比长征还要凶险。上一次是在西南军阀的地盘当中穿梭，这一次得硬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
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计划的细节。徐向前在晚年透露，方案中有万一在陕北无法待下去时，分南北两路向华北转移的预案。北路由徐海东指挥走绥远，南路由彭德怀带领突入中原。而西路军被派往河西走廊，原本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河西会合的假象，从而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这种虚实相间的布局，如同在刀尖上布置棋局一般。
我认为这份计划能够体现出当时红军领导层的清醒以及韧性。毛泽东在制定方案的时候特别着重强调要扩大政治影响，以争取统一战线取得胜利。这意味着流亡并非是溃逃，而是有着具有战略意图的机动行为。如同下围棋一般，看似像是舍弃棋子，实际上是为了争夺整个棋局的大势。
转机出现在两场意外的情况之中。首先是在1936年11月21日发生了山城堡战役，红军将胡宗南的一个旅予以消灭，这使得国民党军暂停了进攻。更为关键的是张学良在暗中进行配合。胡宗南命令东北军王以哲部一同协同作战，但是王以哲却故意缓慢地开展行动，甚至还关闭电台不接收命令。这种在战场上放水的状况让蒋介石十分生气，这也为一个月之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当说起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张学良在扣押蒋介石之前，曾经对王以哲有所感慨，觉得只有通过扣押蒋介石来逼迫他抗日这是唯一的途径可以走。而毛泽东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一开始的反应是惊愕的情绪比喜悦的情绪更多一些。那时候红军刚刚经历了西路军的惨败情况，如果张杨的兵谏没有成功，蒋介石要是进行报复的话，肯定会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的情况。
历史就在这种如同钢丝一样的情形下转变了方向。周恩来带着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进行调解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实际上还放着《作战新计划》的备用方案。一直到蒋介石口头答应了抗日的条件，毛泽东才在政治局会议上非常明显地松了一口气：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得国民党结束了持续长达十年的错误政策。
徐向前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经常喜欢运用军事方面的术语来进行打比方。就比如在万源保卫战那一次，眼看着阵地快要丢失了，可是敌人却突然撤兵了。他所说的是在1934年川陕地区反六路围攻的时候，他曾经对许世友说过，当我们处于最难以坚持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敌人处于最难以坚持的时候。这种战略层面上的耐心，或许就是红军在绝境当中谋求生存的关键所在。
这么一看，所谓的流亡计划就好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红军的生存智慧，也映照出了历史偶然中的必然。就算没有西安事变，借助着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的统战关系（毛泽东将其称作三位一体），红军或许还是能够找到生机。如同徐向前经常所说的：革命不是赌气，而是进行算账。把民心向背的账计算清晰了，再困难的棋局也能够走得顺畅。
现在再去看陕甘边界很多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仿佛还能够听到历史转折时候的风声。徐向前病逝前的那一年，有记者问他是怎么看待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的。元帅眯着眼睛笑着说道：张学良送了我们一副滑竿，抬着走了十年抗战的道路。这句话里有着对历史的敬畏之情，也有着对命运转折的坦然态度。毕竟真正的战略家，不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偶然性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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