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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组建新党的打算立即遭到了CC派的坚决反对。
陈立夫等人竭力说服蒋介石加以劝阻，并请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向蒋进言。
据说会上发言的黄宇人，就是“陈立夫特嘱杨兴勤密电黄宇人要他火速从北平到庐山参加二全大会，反对组新党”。黄宇人能够周旋于CC派和黄埔系之间，被人称为“两栖动物”，而且又是著名的“大炮”，敢于讲话，无所顾忌，他一出场，果然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1、“组党论”的风生水起
在当天的大会上，书记长陈诚对组党问题没有表态。但他在次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分析了大会代表的不同意见，称“关于团的性质及其地位问题，本届大会，意见颇多，综合各方所发表者，可分下列五项：
（甲）团并入党，成立青年部。（乙）团改隶政府，成为教育性之团体。（丙）团脱离党，即团成为完全独立之政党。（丁）党团关系，表面照旧，实际分工，即有条件有步骤的独立。（戊）团仍为本党组训青年之机构，但须加强革命性与团务之力求改进”。
并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窃以过去团务，多有未能令人满意之处，已为无可讳言之事实。就其症结所在，似不全由党团关系之未能明确划分，而实由于团的本身组织尚欠健全，干部未尽妥善，工作缺乏重心，以致团的革命性无由表现。”“今欲使本团能确实领导青年，完成革命建国，初不在团的形式上之独立与否，而在实际上能否加强团的革命性。故就上述五项意见观之，似以（戊）项，较属可行。”
陈诚明确反对独立组党，并强调指出：
“盖值此共产党猖獗之时，党团尤宜切实配合，始能集中力量，共同奋斗，决不可自相分裂，而予共党以可乘之机。故职意，团的革命性之加强，与团务之改进，诚属当务之急。”
报告还对改进团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陈诚的表态，为反对组党的阵营又加上了一个重量级的砝码。
蒋介石觉察到“组党论”思潮背后的真实意图，并预感到这种情绪和倾向所具有的危险性。因此，他在9月8日的大会讲话中，加大了对“组党论”批评的力度。他说：“这次会场的表现，就实在使我心忧，使我失望！”
并警告：如果“以成立政党相号召，以为提高青年的政治欲，就是加强青年的革命性和斗争性，那不仅是绝对的错误，而且是绝对的危险”。这说明蒋已经认清了“组建新党”的实质。
针对三青团组党的幻想，他告诫说：
“如果不此之图，徒然斤斤于组织一个政治团体，则以我们主观条件的缺乏，又加上客观环境的恶劣，即令组织成功一个政党，也绝对赶不上具有五十余年历史的本党，这是可以断言的。”
蒋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党团矛盾，所以他提醒团员和干部要维护党团关系，“绝对不要以个人的关系影响团体的关系，不要因为个人的感情不融洽，而使党团的关系也不协调”。
针对三青团对国民党那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心理，他警告说：
“你们现在真是走到了革命的歧路，一条路是要你们做党的孤臣孽子、忠实干部，一条路是要你们做忘恩负义、为社会所不齿的政客”。
对于今后发展团务的建议，蒋介石宣称：
“我对于张其昀同志提议本团模仿美国TVA制度的提案，特别重视，研究了许久。我希望青年能够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团体，从事于国防、科学、经济等各种建设。”
最后他表示：
“关于团务工作的改进，我和大家的意见大半相同，就是党和团的工作范围及办事干部，应明确划分，以增进效率，使青年团确能成为青年所有、青年所治、青年所享的青年组织。”
这个讲话是对三青团的严重警告。组建新党的建议遭到蒋的反对，无疑泼了“组党论”者一头冷水，他们觉得其团长的态度在几天之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向”，简直不可思议。冲动之下，四川支团书记张其学甚至在大会上同蒋介石发生了当面顶撞，因而遭到大会“停止其发言权”的处罚。由于蒋介石的亲自干预，组党运动戛然而止。
中央团部后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也对“组党论”提出了批评，拒绝了“组建新党”的要求，称“在民主宪政的前途上我们应该完全独立，自成政党，与国民党在政治斗争的场合上互为呼应，此种想法，在表面上看，似甚成理，其实，此种想法在理论及事实上都难于成立，因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甚至于一个政纲之下，组织两个政党是史无前例，而且会自相矛盾的！”
“组建新党”作为一项建议，在中央团部遭到了正式否决。但此后组党运动仍余波荡漾，经久未息。
“组建新党”风波是三青团二全大会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对于它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其中最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连康泽也认为：“在大会的很短期中，蒋介石在方针上出尔反尔一忽而要成立新党，忽而又变为党团严格划分，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我们只要认识到组党运动的主角既不是蒋氏父子，也不是陈诚等人，而是团内一大批中上层干部（主要是地方支团的各级干部），那就不难判断这次运动的性质和目的，也就不难理解此后事态的发展了。
2、“蒙混过关”的方案
三青团二全大会终于落幕了。此次大会的主题是“确定团的性质和地位”，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二全大会决议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分歧。
在三青团二全大会上，由团长蒋介石指定专人组成了特种提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各种重要提案。该委员会综合大会关于团之性质及地位的意见，起草了《团务改进方案（草案）》。
该方案开宗明义地提出：
“关于团的性质由团长在大会中明确指示应加强革命性与政治性，谨遵意旨规定要点：
1.本团除遵守本党的政纲、政策外，为适应时代与环境之需要，得制定行动纲领，发表政治主张。
2.为加强党团合作，党与团在中央应成立工作指导联席会议，党与团得相互检讨，相互建议，以谋工作之配合与领导之一致，由总裁兼团长主持之，各省县市亦成立各该地党与团工作指导联席会议，商定各该地党与团分工合作办法，并随时检讨工作，共谋改进，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由上级会议解决之。
3.党籍团籍应划分清楚。
4.党的中央执监委员除团长特许者外以不兼任团的中央干事监察为原则。
5.各地党的执监委员以不兼任团的各级干事监察为原则。
6.团员之年龄不加限制。”
据此，中央干事会又建议修改《团章》，将其中有关团员年龄限制的条文悉数删去。上述六条就是中央团部所理解的二全大会决议精神，其要点是“加强团的革命性、政治性和独立性，实行党团分立制度”。
对团内大多数人来说，上述新措施意味着三青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
《大会日刊》在社论中写道：
“在这一次大会中的一个最为会内会外所注意的问题，就是团的性质及其地位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为了一般团员对党的现状的不满，这个问题的结论，将会造成党与团的分离，幸经过大会的讨论，又承团长指示，才得到了一个正确的途径：党务与团务应共谋革新，两者的工作范围与办事干部，可妥为划分。简言之，就是团对党已经获得了某种限度的独立性质。”
然而在二全大会上，团长蒋介石又亲自核定了一份性质类似的《本团改组方案》，交由大会讨论。该方案明确宣布：“为适应时代需要，加强革命力量，以扫除革命建国之障碍，达成革命建国之任务，本团应即彻底改组，充实内部，强化组织，重订方针，展开工作，以成为健全之三民主义青年的革命集团。”
并规定立即办理团员总甄核，改组整理阶段以一年为期。
这一方案表明，蒋介石已经决定在二全大会之后，对团的组织进行大规模改组整理，即实行“清团”，这在三青团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特种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加强团之“独立性”的一系列措施，在蒋介石亲自核定的方案中几乎完全没有反映，只是轻描淡写地提道：“团的干部不得兼为党的干部”，“团员兼为党员者，应就其志愿自行认定只参加团或党的组织及活动，以免重复”。
稍后，蒋介石又否决了中央团部修改团章的建议，批示“年龄限制，不可取消”，说明蒋对加强团之独立性的主张明显抱有戒心。蒋氏上述方案提出后，更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改进方案》，大会稍作修正即予通过。应该说，该方案才是二全大会的正式决议，是二全大会精神的官方版本。
蒋介石方案的提出与通过，使特种提案审查委员会所拟订的《团务改进方案（草案）》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特种提案审查委员会于无奈之下，在上述提案后面特地加了一个说明：
“《团务改进方案（草案）》一种，原拟提大会讨论。兹以团长交议《本团改组方案》对于团的性质、地位与任务、组织案，均有详细之规定，上开草案自无庸再提大会，拟请连同原提案交下届中央干事会于执行团长交议案决议时，一并参考办理。当否？仍请公决。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
另据《湖南团讯》报道：
“团的性质与地位一案，为二全大会所最先注重且研讨历时最长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类性质的提案共有四十二件之多，由团长指定专人组织特种提案审查委员会，综合审查的结果，拟具《团务改进方案（草案）》一种，旋以团长交付《本团改组方案》（大会决议时仍将改‘组’修正为改‘进’），对于团的性质、地位与任务、组织等，有详细之规定，故原提草案取消，仅就团长交议案作原则上之讨论。”
可见，《团务改进方案（草案）》本身并未经大会正式通过。
这份多少有些“蒙混过关”的方案，提供了有关二全大会决议精神的第二个版本。只要稍微认真阅读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两个方案的重点完全不同，精神相去甚远。
3、三青团组党的激进进程
然而，在会后对于大会精神的宣传中，对第一方案的宣传远远不如对第二方案的宣传，各种文章往往都将讨论重点放在“加强团之政治性和独立性”上面。如《训练导报》就此发表社评，称“团的独立性加强”、“团的政治性加强”和“办理团员总甄核”，是二全大会的三大贡献，其中“团的独立性加强”又是位居首列的“第一大贡献”。
在三青团团刊关于二全大会的宣传中，《训练导报》的这种言论是具有代表性的。
对于“组建新党”运动，一般都认为已经解决，代之而起的则是对于“政治性、独立性”的热烈鼓吹。有的文章宣称：“团的性质问题，经过团长的明白指示后，组党论已经烟消云散了。”
二全大会“对于团的性质问题，已有原则的确定，咸认维持现状，为众不满；隶属政府，已成过去；组织政党，又无可能，经一致决议，今后团务，惟有加强革命性，加强政治性，并在工作上加强独立性，以适应目前和将来的政治局势，这种英明而进步的措施，颇能兴奋一时”。
与改进整理团务的宣传相比，加强团之政治性、独立性的论调，更能迎合团内多数人的口味，自然而然成为关注的重点。由此可见，二全大会之后，宣扬“团的政治性和独立性”不仅已经公开化、合法化，而且自上而下泛滥成灾。
地方团部对“团之独立性”的宣传则更加激烈、更加露骨。三青团二全大会刚刚落幕，湖南支团《中兴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庆祝。
社论称：
“青年团虽尚未正式宣布组为政党，在精神上脱离国民党的关系，但以为时势的需要，其本身革命历史的演进，很有成立政党的可能与需要。二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代表，均主张另组政党，只因团长明白宣示团不能脱离党，便一致的服从”。
不少人认为二全大会以后，不仅团的地位提高了，而且已进入“独立活动时期”。
湖南支团干事王素波宣称：
“二全大会关于团的性质有四项重要决定：（一）提高团的独立性。（二）团不脱离党。（三）党团干部分开。（四）党团工作划分。由第二项看，我们知道，团与党仍有密切的关系，但由一、三、四各项看，我们知道团已届独立活动时期，这一方面，我们庆幸于团的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我们又警惕于本身责任的加重，我们以前真像一个小弟弟，在兄长巨力撑持之下，我们只分担较小的责任，现在我们要独立门面了，重大的责任完全落在我们自己的肩上。”
他们觉得二全大会之后，团虽无组党之名，但实际上已有组党之实。
“此次二全大会之召开，团的发展，显已进到一个新的健全的阶段，尽管说没有明确的独立组成政党，可是，团在今日多党民主政治的趋势之下，她的政治性已特别加强了…本团独立性与革命性的确加强，将以新的精神任事”，“团要成党政革新、完成革命的主力！”
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人急不可耐，决心尽快捅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
在许多地方团干看来，所谓“加强独立性”只不过是迈向“独立建党”的第一步，二全大会决定“加强团的政治性、独立性”，乃是正式启动了三青团组党的过程，三青团已经走上了组建独立政党的道路。他们对此毫不掩饰，赤裸裸加以宣扬。这种想法并非仅仅停留在言论上，而是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列入了地方团部的议事日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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