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题逻辑我谈谈以下看法：（甲）关于什么是真的问题。真其实就是主观与客观一致符合（历史）或一致同一（真理思想），即主客观一致。它包括认知上的真和实践上的真。认知上的真是指主观认知如实地反映客观存在：一方面是现象层面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是现象背后的真理存在。实践上的真是指主观客观化，或主观客体化，即主体的客观行为要符合其主观意愿或意念（观念和理念）。这个主观意愿一旦客观化或客体化，就是主观意志（意愿没有转化成行为就永远是意愿，而不是意志），同时它也就变成客观行为（语言和身体的行动）的客观意志。所谓求真就是追求主客观一致。既是追求认知上的主客观一致，也是追求实践上的主客观一致。因此，真不真本质上是关于人类认知和实践的问题。在上帝那里只有真，即真实的存在，没有所谓的真不真的问题。究竟人有没有可能纯真？从认知上看不可能，因为人的理智有限。认知有限，没有认知上的真，就不可能有实践上的真。但有时却不是认知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上不可能真，真可能带来危险；至少不可能纯真，纯真往往无法生存，不是适应环境的表现。人性趋利避害，人类的唯一课题是，如何借科学以发现天道原理，改善自身的周遭环境，让利与真一致，因真而获利。人类遭遇恶劣的生存环境，化性起伪（人性倾向及其行为的善恶变迁，兴起人为的适应能力）究竟是不是应对环境的真？以知识论来看，除了真即主客观一致以外，其它一切命题要么是意见或有待证实的知识，要么就是虚妄或伪知识。真知识，要么是无待的绝对必然的真理，要么是有待的偶然的历史，包括经验必然的重演历史（可重复的技术或操作程序）。

如此看来，真的本质和根源就是客观存在：一种是流变的历史存在；一种是永恒不变的思想存在。知识因此也就区分为反映历史的貌物之知和反映客观思想的真理知识。存在即是，真即是。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反映的是同一存在，即同一个是，所以二者得以用“是”联系起来构成命题。是就由存在转变为联系词或连接词。是最初是作为指示代词起源的。因此它经历了指代-存在-联系词三个阶段。真命题的本质和格式是：这是存在，即是是是。是作为联系词是伴随哲学突破而开始出现的。因为哲学的本性就是科学，只不过是最高科学而已。哲学的目的就是求真：一方面是探求历史的真，另一面是继而从真实历史之中探求思想之真，即探求真理。正是因为墨学是求真之学，所以我们才得以在墨学文献《墨子》中看到“是”字所经历的三种用义和哲学突破。

总之，归根结底，真来自上帝，真是上帝。人做到真不仅不容易，而且从理智和能力的有限性上看，几乎不可能全真。毕竟人是有待的存在，上帝是无待的存在。

（乙）所有的命题都是条件命题，包括我们一直认定的“无条件”的直言命题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人类自觉或不自觉省略或忽视了一个先验条件：上帝存在。没有“上帝存在”这个必要的唯一的先验条件，一切都无法存在。因为上帝是一切有形物和无形物的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因为唯有上帝自己是无待的，除了造物主上帝，一切造物都是都是有待的，即有待于上帝；因为上帝自因，自在，自然，自作。老子在《道德经》十四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的意思是有待待无待，即有生于无。上帝（道）既是有，是先天存在或先验存在，也是万物之有待者，即万物存在必须依赖的先验条件和他者，而这个有或先验存在（上帝）却是无待的，即不依赖自身以外的任何他者或条件。否则上帝（天）就不是全能和高贵的。

一切命题都是条件命题。只不过有的是显性条件命题，有些是隐性条件命题，至少隐去了“上帝存在”这个先验条件。命题如此，证明我们的思维也如此，我们思维都是条件思维。条件思维的首要形式是充足理由律，形成确定的知识：满足包含无数必要条件之充分条件的偶然性或偶成必然性知识，即历史，其中包括满足包含全部可知条件之充分条件的经验必然性知识，即重演的历史或技术；满足只包含唯一先验条件作为次要条件之充分条件——这唯一先验条件既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故而叫做充要条件——的绝对必然性知识，即真理。

我们知道，必然性原理有两个方面的应用：一个是认知上的充足理由律，属于认识论范畴；一个是生成上的因果律，属于生成论或本体论范畴。充足理由律可以是因果关系的顺推，也可以是因果关系的逆推或倒退。因为认知，可以是从原因认知结果，也可以是由结果认知原因（从认知上看，结果反而是原因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即理由）。相反，生成就不可能颠倒着来，例如，父母生子女（父母是子女的生成原因）、先验的规定经验的（先验的东西是经验的东西的生成原因）。但我们可以从子女认识到他们有父母，从经验事物认识到它的先验本质。

（丙）非模态命题是对两种客观存在即历史和真理的直接反映和描述。仅仅是一般现在时，没有过去时和将来时，毕竟在上帝那里没有时间，一切都是现在。也就是说，非模态命题是对实然或已然的历史经验和先验真理的反映和描述。所谓过去、现在和将来只是对人类而言，因此它们只存在人类的认知中。反映人类认知的命题都是模态命题。因此，模态命题除了“必然”、“或然”、“可能”、“不可能”、“大概”这些反映认知的词项的命题外，还包括“知道”、“认为”、“认定”、“是真的”、“是假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反映认知词项的命题。

（丁）实体是实在的规定性思想，是一切没有内在矛盾的思想。虚体则是那些不实在的规定性思想，包括那些假设的、虚构事物的、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例如，质料是假设无运动的物质（物质是运动的，没有无运动的物质）、虚构的龙、自身矛盾的“方的圆”或“理性不理性”（理性的自负、理性的牢笼）。虚体、虚体词项或包含有虚体词项的命题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在说明人的一种意念（观念或理念）、意愿、想法、幻觉、想象、联想，象征、等等。质料是设想物质那种占据空间性或方量性、龙是想象多种能力会聚一体、“方的圆”和“理性不理性”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虚体思想要么没有外在的真实表现，无法显荣或秀于外，要么没有没有自身的内在矛盾，因此，要么不能经验实证，要么不能逻辑实证。如果真是主客观一致，那么虚体、虚体词项和含有虚体词项的命题都不真，都是假。但不妨碍它们有限度有条件诸如逻辑的真，例如，假设某种事物存在、虚体词项自己描述自己，等等。我们假设无运动物质是存在的，确实我们肉眼看到某些物质是静止的，并不能以微观或宏观的视野来发现它们的运动。我们说“虚构的龙就是虚构的龙”这一命题就是有条件的逻辑的真。虽然含有虚体词项的命题不真，但并不妨碍上述第二条看法，一切命题都是包含“上帝存在”的条件命题。没有“上帝存在”这个先验条件，就没有有理智的人类存在，没有有理智存在者的存在，就没有诸如“虚构的龙就是虚构的龙”这样的命题。

（戊）词项和包含词项的命题多歧义，诸如词项限定的对象不同、人为假设等，命题的真假或有限度有条件的真假依赖应用和应用场景，也依赖对之补充的说明解释。这就是“言多方，殊类异故，不可偏观”的含义之一。殊类是指要么特殊的类别，要么类别中特殊的个体。例如，只有一个人是墨子是真的：“只有”可以限定“一个人”这个词项，也可以限定“一个人是墨子”这个命题。显然，前者真，后者假。从真假来判断，除非诡辩，一般不会把“只有”的限定含义理解为后者。例如，盗人非人、白马非马：从质类或种类上看，二者皆假；从概念内涵或然不然量数差异来看，二者皆真。

（己）特有的文化语境造就某些命题的真或假。例如依据基督教特有的耶稣基督建国（天国）文化，下面命题是真：有的人死两次。因为上帝赐福的人，除了肉体生一次，还有灵魂永生一次。那些上帝判下地狱者，肉体死了，灵魂也死了，所以死两次。例如依据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理论，下面命题被某些教派视作真：玛莉亚是天主之母、耶稣基督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二者合一。其实从哲学上看，首先，耶稣是道成肉身者，不可能是上帝自身。上帝无象或具有万象之象，不可能只有人的形象。所谓上帝按照自己样式造人，是指理性样式，不是人的现实形象。人性是神性的分有或赋性：人性包含了部分神性，属于神性的一部分，因此二者是有区别。二者位格相当于天主与天使、佛陀与菩萨、天鬼与万物之鬼区别。同类问题，也引起吠檀多哲学争论和分裂。其次，“天主之母”，说明天主是有待的，因而其在这一命题下失去了全能属性，故而只能说玛莉亚是道成肉身者耶稣之母。因为天主本身是无待的，因为无待，所以祂才是自因自在自然自作且全能的。因此，基督教三位一体只能宽容地用隐喻来理解。例如，玛莉亚室女怀孕（隐喻人的物质本体）、耶稣复活升天（隐喻在天国永生），也只能以基督教特有文化和隐喻来理解为真，否则将被视作迷信和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命题的真更多地倾向于实践上的真，而非认知上的真。

（庚）西方的逻辑学分析精致入微，诸如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奥卡姆的《逻辑大全》，既有利于学问的系统深化，也有利于训练思维的严谨和逻辑的严密，但学习和研究起来枯燥繁琐，没有对此有特殊兴趣的人难以深入持久。但是一个哲学流派应该需要一些对此有兴趣的人和作品，以作分析研究和逻辑与思维训练。

这种精致入微跟语言本身有很大关系，与汉语象形文字不同，拼音文字有格、数、时态等多种语词变化。两种语言互相对译的语词在内涵、具体含义（语境含义）和歧义上不可能完全对等，再加上文化差异，因此研读翻译作品和原始语言作品多少有些意义差别或偏离原始语言作品的含义。因此，汉语哲学必须有符合自己语言和文化的逻辑学；汉语哲学及其逻辑学必须有符合自己语言和文化的精致入微的分析和形式与规则。这种符合汉字及其文化的精致分析、形式与规则已经在《墨辩》之《大取》、《小取》和《墨经》中初露锋芒，是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启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汉语哲学必须从概念上建立起汉字和汉字文化的起源。其次要认识到，汉语哲学既不是与非汉语哲学对立的东西，也不是不可普遍化、普世化的东西，更不是闭门造车、空洞虚妄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跟语言文化有关的东西和必然存在。尽管汉语哲学和其它哲学诸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在求真，求真理的目的上是一致的，而且虽然在不同的历史中求真和求真的历史不同，但所求的真理却是绝对同一的，就像数学不可能有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一样。只不过各自的经验路径（历史差异）、方法（语言差异导致的思维差异和逻辑差异）和表现方式（语言差异）不同而已。汉语文字虽然没有格、数、时态、级等变化，却有格的表现以及范畴助词（助范畴词）和限定助词（的、地、得）、数量助词、时态助词、级别助词（更、最、比较）。

所谓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说中国例外有一套独特的“真理”，真理是超越时空限度或经验限度的，而是说除了有一套符合自己历史的叙事，这叙事无论是关乎认知上的真，还是关乎实践上的真，还要建立起符合自己历史文化及其文字系统的表达，记载，传承真理和文化历史的系统性的方法论及其语言逻辑方法论。所谓方法论既是方法本身，也是关于方法的理论。

（辛）哲学家与文学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哲学家讲究纯粹理性，要求思想深刻、表达清晰、说理透彻。语言文字，因思想深刻而抽象晦涩，因表达清晰而繁琐重复，因说理透彻而逻辑严密。我们看看墨子的《墨辩》和《墨论》、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和《论题篇》、奥卡姆的《逻辑大全》等等就知道它们的语言文字有多繁复枯燥、味同嚼蜡了，如果不是因为真正能够领悟其中所蕴涵的深刻思想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兴趣喜好，恐怕真没几个人能够认认真真研读一遍。我敢断言，除了逻辑学家和对逻辑有极大兴趣者之外，没有几个人从头至尾认真研读过上述著作。文学家注重感性审美，需要文字优美、形象生动、情景交融，抽象性、清晰性、逻辑性反而是他们不在乎，甚至禁忌的。模糊的直观往往更具有迷人的审美价值。文学家从事哲学和哲学研究可能是灾难。我们看看尼采这位文学性的语言学家做哲学有多糟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苏鲁支语录》）完全是一套东拼西凑的文学化的形象描述，没有抽象，没有论述，没有逻辑，纯粹依靠模糊不清的隐喻来表述模糊不清的思想，呈现观点突兀直接。尽管他那犀利语言极具冲击力，然而多数文字却令人费解。

（壬）在《墨经》中，墨子说：“说，所以明也。”什么是明呢？他又说：“以其知（智）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明就是理性知识。它与直观的感性知识——“以其知（智）过物而能貌之，若见”——对立。他又说：“方不障，说也。”作为超验抽象法的“方不障”乃是说明的方法之一。说明的方法有多种，诸如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归谬法、譬喻法、举例法，论述法、抽象法（超验抽象即理性抽象，亦即无限抽象或无形抽象、经验抽象即知性抽象，亦即有限抽象或有形抽象），等等。我们常常发现，有时候说理千言万语，不如一个精当透彻的举例让人胶心顿开，恍然大悟。这启示我们，说明的方法是很重要的。逻辑的理性功能（在理性层面的应用）就是说明或论物。例如演绎法在理性层面的应用：人是理性动物，墨子是人，所以墨子是理性的。逻辑的知性功能（在感性或知性层面应用）就是描述或貌物。例如演绎法在知性层面的应用：人是二足直立无毛的东西，这尊蜡像是二足直立无毛的样子，所以这尊蜡像是“人”（这里的人不是质类或种属类别意义上人，而是具有人之直观形象的人形）。显然，知性演绎推理往往发生错误：往往把具有人形的东西当做真正的人。一般动物诸如虎狮的推理就仅仅停留在知性层面，它们会把一尊逼真蜡像当做食物来扑上去撕咬。人类知性有时也会放下类似错误。

因此，命题有两种：一种是感性层面的描述命题，例如，墨子居住在鲁国。另一种是理性层面的说明命题，其中包括主项是指代特殊个体的名词（单称词项或专有名词）、谓项是包含种属性质的名词的命题，例如，墨子是人。这实际上是说，具有个别本质的墨子属于人之种属，或者，墨子的个别本质具有或分有人的种属性质。如果“墨子是人”中的“人”是指“人形”，那么这个命题就是一个直观的描述命题。

（癸）在这里，我们需要对理性、感性和知性（反思感性）有一个清晰的理解：理性是超验的主客观一致，一定要超越经验或时空限度（范畴）来思考问题。例如，兼爱超越性别、身份、血缘、种族、民族等经验条件来思考爱。这种爱是基于人类的先验同一性，来自于共同造物主的理性之爱。此类哲学属于形而上学的理念论或理性主义。尽管理性需要借助观念或图像来直观本质（本质直观），从而通过无限抽象来悟出道理。感性和知性（反思感性）是在经验或时空限度内思考问题，感性的直觉或直观和知性的有限抽象都不能超越经验或时空范畴内的条件及其观念或图像，包括抽象的观念或图像。例如，仁爱基于亲亲尊尊原则及其血缘、性别、身份、家族、交往情感等经验条件来思考爱。这种爱主要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交往和情感交流以及对基于同类人际关系所形成的情感的想象（例如，弃婴对生身父母的情感就是通过对观察到的亲子情感的想象而产生的。因为弃婴压根儿就没有体验到自己和生身父母的生活交往和情感交流），没有亲身的体验、观察和直接的感性审美不可能产生这种爱。此类哲学属于观念论或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哲学的知性思辨与理性主义哲学的理性思辨是不同的：前者把因果关系建立在观念的习惯性联合之上，缺乏绝对必然性。后者是把因果关系首先奠基于绝对必然性基础之上，即形而上学的绝对必然的思想原理之上；其次再来考虑经验或时空条件的限制。虽然感性、知性、理性这些概念来自于西方哲学，但这些概念名词的本土汉字符号则来源于汉字本身具有的含义。例如，“理”字本身是玉石纹理，并动词化为照着玉石纹理走向来解玉。玉石纹理之理最初是经验概念，通过理性的无限抽象思维把它升华为无形的抽象概念，即道理。因此，理字从有形的可感知的纹理升华为无形的超感官的原理。任何形而上学或超验的无形抽象概念都是从形而下学的有形的经验概念升华而来，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这个超验抽象概念。毕竟无形的思悟思想还是需要借助有形的观念或图像来领悟，理解，把握和表达。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或追求永恒真理的研究活动，经验概念升华为超验概念是哲学思维出现的标志。它意味着人类超越经验范畴的理性思维活动开始出现。帝原作蒂，具有统宗会元的含义，上帝概念就是由蒂这一经验概念升华而来，因此宗教乃是哲学思维的发现。哲学突破的标志就是哲学概念体系的出现。例如，老子的道论。简而言之，理性就是思维超越时空或经验限度而不受之限制；感性和知性则是思维无法超越时空或经验限度而受之限定。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理性，是说这个人或这个行为不受经验条件诸如当时环境、个人情感、冲动人格等情势的左右或限定，从而达到那种摆脱了情绪化和非抽象化的思维。绝不是不是指他或它符合民粹、大众习惯、一般经验、自然本能或动物本能等。例如仁爱之受血缘等经验条件限制从而习惯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那种没有抽象的纯粹经验差序化的思维。

最后，结合历史现实谈一谈思维方式对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影响：中国人擅长在已知领域攻坚（1-100），即技术的创新性发现或“发明”；不擅长在未知领域的创新（0-1），即技术赖以成立的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发现。这从中西方哲学（科学）—艺术（技术）史对比中可以看出端倪：中国哲学-逻辑学注重应用，哲学特别注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应用，几乎所有哲学流派都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应用而发生的。同时，不注重探求科学原理的分析和思辨，只关注技术层面的应用，难以有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发现。中国典籍，只有《墨经》和《公孙龙子》存在分析和思辨，但被轻视忽略，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方哲学-逻辑学注重分析和研究，不一定要关注应用，有利于思想原理的创新性发现。这不一定是人种差别，多数可能是环境和哲学初始倾向差异所导致，中国哲学兴盛于贵族专制的政治环境，初始就关注在意识形态上应用，各学派为意识形态而斗争。西方哲学鼻祖古希腊哲学初始就关注自然原理的探索，兴盛于奴隶主民主共和政治环境，关注不同政制及其原理的对比思考和分析。创新性发现除了改变思维方式和思考层次，深入超验层次的分析和思辨，防止单纯的经验主义哲学及其现象思维之外，还必须允许有言论交锋、特立独行、反抗权威的自由空间。中国务必要补上这块短板，从改变思维方式和思想环境开始，努力发展墨学和老学开创的理性思辨精神（超验抽象形而上学分析）和思想方法（拟实定义法、方不障超验思维、逻辑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