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台湾地图大测绘是如何进行的？|大测绘|大陆|康熙|澎湖|高雄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收复澎湖、台湾，重新将台湾岛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中。次年，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总兵官一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隶属于福建省。至此，台湾行政管辖完全与大陆接轨，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然而，面对山高林密且气候湿热的宝岛台湾，清廷初始的行政管理基点依旧主要依靠郑氏时代散落在台湾西部平原上的既有城池民居，而对台湾岛全域的治理能力在基层仍然不够深入，因而急需一次全方位的探寻来掌握整个台湾岛的人文自然地理情况。而康熙时代的一场跨时代的地理大测绘，恰好为时人全面堪舆宝岛台湾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西风东渐：全国大测绘时代

晚明以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带动了早期西学东渐的热潮，他们将欧洲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近代科技向中国士大夫群体进行了系统性传授，受到了明清鼎革之际部分君王大臣的青睐乃至推崇。尽管这些近代科学技术并没有真正推动古代中国出现社会层面的转型，却也有部分被采纳，成为一种科学工具。

以地理学为例，古代中国的地理学更侧重历史沿革而轻于实地舆图的测绘数据，历史地图的绘制中往往存在比例尺不清晰且点位模糊的问题，随着欧洲的地图绘制方法引入中国，以地图投影和经纬网为主要特点进行地图测绘的方式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康熙帝发现，用西方制图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宏大宽广，且山川地理形势一目了然，相较传统华夏舆图而言更能展现整个疆域辽阔的图景。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地理测绘”工作开始酝酿。

公元18世纪初，已经完成三征准噶尔的康熙帝基本稳定了国内局势，着手规划如何描摹大清版图。经过长时间的人才培养与仪器置办工作，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八年间（1708—1719），康熙帝发起和主持了《皇舆全览图》测绘工作，传谕相关人员分赴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历时十年，足迹遍布整个中华大地，自东北库页岛至西南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自北方蒙古贝加尔湖至海南岛尽数精密绘制于图文之上，其中，对宝岛台湾的绘制历程则更具历史意义。

疆域画一：海峡对岸的独特方式

康熙五十三年（1714），来自外国的冯秉正、雷孝思、徳玛诺在4位中国官员的协助下，赴台湾测绘地图。与其他省份不同，台湾岛与福建沿海较远（台湾海峡南口宽约400公里，北口宽约200公里，北部最窄处为130公里），自北京为起点进行陆地测量标识的方式就无法进行连续测量以保证精度，因此，台湾岛的测绘就要重新确定测量起点，再以此测量点为中心，向外辐射展开测量。

测绘队伍首先从金门启航，先到达澎湖进行测绘，并在岛上通过经纬度测算，测得澎湖岛在北纬23度28分10秒，经度在北京之东3度9分50秒，该位置即明朝末年的澎湖暗澳城（红毛城、红木埕），也就是今天澎湖武圣庙所在，通过这一起点，测绘队伍分别标定了吉贝、白沙、西屿、澎湖等澎湖列岛的大致方位，将整个澎湖列岛的轮廓勾勒而出。

在完成了澎湖列岛的测绘之后，他们马上到达位于今天台南市的台湾府城所在，两天后即分南北两条路线分别对台湾展开测绘，而整个台湾地区的测量起点也大致位于当时的台湾府城之内，而关于这一测量行动的具体内容也被记载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台湾县志》中：

康熙五十五年，皇上命大人渡海亲丈，而里数远近确有定据，与《郡志》所载大不相侔；疆域画一，允为王朝之规模矣！县治除澎湖水程四更外，自红毛楼起，东至保大东山麓，三十五里。西至鹿耳门，十里零七绳；东西广四十五里余。南至文贤里二层行溪凤山县交界，二十一里；北至茑松溪诸罗县交界，一十五里；南北延袤三十六里。

稍晚成书的《台湾县志》显然借助这次大规模测绘取得了“疆域画一”的显著效果，从当时台南府城具有标志特征的赤嵌城出发向东至台湾中央山脉余脉，向西抵达当时控制闽台航运咽喉的鹿耳门海港，向北与诸罗县交界，向南与凤山县接壤，列出了中国传统舆图测绘习惯的“四至八到”的精确里程，基本将清朝台湾县（作为附郭县）与台湾府城的范围圈定在今天台南市范围内，同时也基本确定了当时的另外两县（诸罗县与凤山县）的南北边界，将行政区划的分界进一步细化完整。

自台湾县向北基本归于清朝诸罗县管辖（从台南市北至基隆市），当时的北路测量，一路沿台湾西海岸向北走访测绘，直至台湾北部淡水城（为古城堡，即今日新北市淡水红毛城），他们在未成熟的道路上跋山涉水，跨越密林险滩，纵贯整个台湾西海岸并取得大量珍贵地理数据，据当时历史资料记载，从台湾府城陆行至淡水，在当时需要十天半时间，再加上中途测绘走访的时间，整个历程要耗时旬月有余，结合后来《皇舆全览图》的记载，整个台湾西海岸北路路线为：台湾府—麻豆社—诸罗县（今嘉义市）—他里雾铺—东螺社—大肚社（今台中市附近）—牛骂社—吞霄社—竹堑社—南崁社（今桃园市）—淡水城。

测量队伍的主要方法是持续不断进行三角法（运用三角几何原理确定目标位置和距离）测量，辅以对正午太阳高度角变换测量和夜间北极星高度的观测加以校正，最终在地图上根据比例尺准确描绘山川形势与居民点之间的距离。

台湾南部的测绘是由冯秉正负责，从台湾府城南下，对位于今天高雄市与屏东县所在的凤山县进行考察，随后不久成书的《凤山县志》同样对此次测绘进行记载：

康熙五十三年，上命大人涉波涛…………县治东南抵高冈，西北临大海；东、北界诸罗县，北界台湾县，南至沙马矶山，隶台湾府（南八十里）。东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仔巷一十里，东西广三十五里；南至沙马矶头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赞行溪六十五里，南北延袤二百七十五里。

文献中所谓的“高冈”依旧是指台湾的中央山脉，其北面与诸罗县和台湾县接壤，意味着诸罗县的管辖范围自基隆台北一直延伸到了高雄北部的台南地区，而县城以东的淡水溪则是今天高雄与屏东交界的高屏溪，而距离凤山县城以南的沙马矶头，则是凤山县最南端“巃巍磅礴，直抵于波涛之中者，则为沙马矶头山”，据考证即是恒春半岛东南岬的猫鼻头（台湾岛最南端两角之一）。如此可知，当时南路的地理考察已经逼近当时台湾岛的最南端（实际测量之地可能为大昆鹿社，即今天台湾省屏东县枋寮，再向南因地理与社会原因无法前进），当年测绘地理考察之深入可想而知。

对于沿途难以到达的高山与海岛，测量团队则使用三角函数定位法，只需将经过丈量的导线边作为基线，将岛屿上的某个制高点作为三角点，量出两个不同观测内角的角度，就能利用三角函数的换算公式确定岛屿相对于岸线的位置。于是，包含小琉球在内的台湾西海岸岛屿也在地图之上清晰地体现出来。

落叶生根：中华文明的繁荣滋长

经考证，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这次台湾地图大测绘，其空间范围是北至淡水城，南至大昆鹿社（今枋寮）、琉球屿之间的区域。实地测绘图稿在送达京师内务府以后，各省分幅图稿“誊绘”、校正并拼合成全国总图，并在结合各方资料后重新优化定稿为今日我们所见的各版本的《皇舆全览图》，成为清朝盛世疆域的图文佐证。

这次测绘是对台湾岛的全面摸底大调查。不仅修正了之前两版《台湾府志》的谬误，更为后来《台湾县志》（1720）、《诸罗县志》（1717）与《凤山县志》（1719）三部县志的编纂提供了清晰的地理数据信息。这些地理数据舆图结合当地县志的使用，让当地官民对整个台湾的道路交通、地理风貌以及人文景观的认识不断加深，也进一步推进了台湾岛的开拓与发展。

在台湾岛大型测绘行动前，台湾一府三县所辖之地的政治核心多集中在今天台湾西南一隅（台湾府与台湾县在今天台南市，凤山县治所在今高雄，诸罗县治所在今嘉义市）。嘉义以北人口较为稀少，开发不充分，这次测绘行动后，随着官方与大陆移民对台湾地理知识的熟稔，台湾岛北部开发进一步加快。首先是闽南地区居民相继东渡，聚集鹿港一带，人口大增，因而于雍正元年（1723），始将诸罗县中间百余里土地分设为县，南至虎尾，北抵大甲，从此称彰化。同年，清政府在彰化单独设置淡水厅这一独立行政机构，并于雍正九年（1731）移至竹堑（今新竹县），成为彰化与诸罗县之外的独立行政机构，并以淡水抚民同知一职专门负责台湾北部事务，管辖范围涵盖基隆至新竹的大片地区，表明清朝开始以专门独立行政机构管理台湾岛北部地区的开发与民政事务，并进一步细化当地行政区划设置。

与此同时，今天台湾北部桃园市、台北市、新北市（旧台北县）与基隆等地也在这一阶段大量从台湾南部涌入大陆移民，其中尤其以闽粤两地为多，如广东客家移民薛启隆率众自台南入垦桃园地区。雍正五年（1727），“漳州郭天光来台，开拓大园、竹围至淡水、八里岔一带土地”，雍正十一年（1733），台北桃园间公路打通（贯穿龟仑山道，大约今天的台一号省道），建南崁社学，次年再辟新庄、旧路坑、桃仔园至中坜新路，至此闽人渐自南部北移垦拓。闽粤两大族群在当地不断繁衍滋长，甚至在当地形成了具有闽粤特色的两大聚居区。而拥有淡水河航运便利的台北盆地更是受到了来自大陆移民的青睐，以泉州人陈天章、陈逢春、赖和永、陈宪伯、戴天枢合股立陈赖章垦号，开始在今台北市中心区域的大加蚋堡垦荒辟地，成为建设台湾北部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