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厕所老鼠到帝国丞相，从制度圣人到腰斩罪人，李斯的一生堪称古代版“逆袭与翻车”的极致剧本。他凭一己之力改写华夏两千年格局，却因一次致命妥协满盘皆输，两千年来，史书与后人对他的评说从未停歇，至今没人能给这个复杂人物下一个绝对定论。
李斯的起点低到尘埃里——楚国上蔡的一个小吏，每天抄文书、管档案，混吃等死。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次“观鼠顿悟”：厕所里的老鼠瘦骨嶙峋，见人就跑，只能吃脏东西；粮仓里的老鼠却肥头大耳，悠哉啃粮食，来人也不怕。李斯当场拍大腿：“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行动纲领，也为后来的功过争议埋下伏笔。
为了不当“厕仓鼠”，他辞掉铁饭碗，拜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后直奔最强的秦国“闯码头”。初入秦廷就赶上大事：六国说客搅局，秦王要驱逐所有外来人才，李斯也在被逐名单里。
关键时刻他写下《谏逐客书》，一句“泰山不让土壤才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才成其深”，硬是说动秦王收回成命，不仅保住自己，还为秦国留住了顶尖人才梯队。
此后李斯一路开挂：给秦始皇献“远交近攻”计谋，帮秦国横扫六国；统一后更是帝国“总设计师”：
废分封设郡县，让中央说了算，终结了诸侯打架的乱局；
搞“书同文”，把六国天书统一成小篆，从此全中国能顺畅沟通；统一度量衡和货币，让买东西、算尺寸有了标准；
修驰道、定车轨，让全国交通连成片。
明代思想家李贽直言：“秦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裂，掀翻一个世界”，鲁迅也盛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连他的小篆都被尊为“书法鼻祖”。咱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大一统”，核心框架全是他搭的，说他是“华夏制度奠基人”毫不夸张。
可这位功臣，偏偏在权力巅峰踩了最狠的坑。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他提议“焚书”：除了医药、种地、占卜的书，民间的《诗》《书》和百家著作全烧掉，敢议论的直接砍头。这一把火，烧没了无数古籍，也成了他永远洗不掉的污点。宋代苏轼直接定性：“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把秦朝灭亡的帽子直接扣在了他头上。
“沙丘之变”的利欲熏心。秦始皇在巡游路上突然驾崩，遗诏让公子扶苏继位。可赵高找上门，一句话戳中李斯的软肋：“你跟扶苏的关系，能比过蒙恬吗？扶苏上台，你这丞相之位还保得住？” 想起自己从“厕仓鼠”爬到今天的不易，李斯动了贪念，和赵高合谋篡改遗诏，逼死扶苏和蒙恬，立昏庸的胡亥当皇帝。
这一步，彻底把他推向深渊。胡亥上台后只顾享乐，赵高一手遮天。
李斯想挽回局面，写《行督责书》劝胡亥用严刑峻法管天下，结果反而被赵高扣上“谋反”的罪名。入狱后他被严刑拷打，多次上书申冤都被赵高拦下，最终被判腰斩，夷灭三族。行刑那天，李斯看着一起赴死的儿子，哭着说：“我多想再跟你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追兔子啊，可现在还能做到吗？” 这句千古绝叹，道尽了权力游戏的残酷。
对于这段悲剧，《史记》的评价最具分量。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既肯定他“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承认他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盖世奇功；又痛斥他“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认为他因贪恋权位而背弃原则，最终落得“国丧身诛”的下场，实在可惜——“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若能坚守底线，他本可与周朝贤臣周公、召公并肩。唐代史学家司马贞也感慨：“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点出他的成败皆源于“择地”与“择友”的选择。
后世的争论更是从未停歇。
儒家学者大多对他口诛笔伐，姚鼐痛斥他“知其不义而劝为者”“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乱”，认为他为了富贵不惜祸国殃民，是典型的小人；王夫之则把“破封建”视为“万世罪”，将李斯的制度创新当成历史倒退。
但也有不同声音，毛泽东认为“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先法后王”，肯定他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性；现代视角更看到他的制度价值，历史学家钱穆指出“秦代政治之最大成就，在于创建了一套可以垂之永久的政府组织”，而这套组织的核心设计者正是李斯。
李斯到底是功是过？
史书评说各执一词，后人争论至今未休。说他是功臣，他设计的制度撑了中国两千年，鲁迅赞其文字“有殊勋”；说他是奸臣，他焚书乱政、矫诏弑君，姚鼐骂他是“恶人”。其实他既不是完美圣人，也不是纯粹恶魔，只是个被权力裹挟的普通人：靠智慧和野心逆袭，用制度创新照亮文明前路，却在诱惑面前丢了底线，最终被权力反噬。
他的故事早就说透了：权力是把双刃剑，能让人站到巅峰，也能让人摔得粉身碎骨。而那些真正能流传千古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权位，而是守住初心的清醒。
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他的故事，品读史书与后人的评说，本质上也是在思考：如何在名利场中坚守底线，如何让才华真正造福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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