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欧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坑美国，坦白说他们坑得不错，但现在我是总统了。记者问，欧洲报复怎么办？特朗普轻蔑一笑:他们可以试试。
很多人觉得，欧盟从成立那天起，就在贸易上对美国特别“苛刻”，他们通过统一的关税壁垒、增值税制度和各种非关税措施，让美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时面临更高门槛，而欧洲的产品却能相对容易地涌入美国市场。
这导致美国长期承受巨额贸易逆差，这种不对称不是偶然，而是体系设计的一部分。
历史上，欧洲一体化本是为了战后和平与经济恢复，但发展到今天，它在贸易领域的集体谈判力量，已经让单个国家难以匹敌的美国感到压力。
一个统一的市场面对分散的对手，自然容易占据上风，这种结构性的优势，让欧洲国家整体上受益，却让美国承担了更多成本。
不止贸易，国际联盟的责任分配也存在类似问题，拿北约来说，美国多年来贡献了大部分防务开支，而许多欧洲成员国长期未达到约定目标。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反映出联盟内部的责任不均，欧洲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保护，却在经济上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资源。
这种双重标准，长期下来，让人质疑联盟的可持续性，重新评估贡献方式，不仅是花钱多少，还包括技术共享、情报合作和外交协调等多维度考量，只有更全面的责任分担，才能让联盟真正均衡，而不是一方总觉得在补贴另一方。
全球贸易失衡往往被少数国家主导，一些经济体通过政策维持出口优势，积累顺差，却让其他国家承受逆差压力和产业调整成本。
这不只是经济现象，还涉及地缘政治影响。顺差国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战略优势，而逆差国则面临需求不足和金融风险。
国际机构本应协调这些失衡，但往往因权力分布不均而难以有效干预，历史经验显示，这种不对称如果持续，会引发保护措施和摩擦，最终损害全球增长。
它根植于体系形成过程，早从殖民时代西方主导规则制定就开始，非西方国家在资源和主权上感到边缘化。
后殖民时期，这种遗留问题延续到贸易规则、机构代表性和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贸易机制的批评，往往源于历史贡献被忽视和当前脆弱性未被充分考虑，理解这些根源，才能推动更包容的改革，否则不满只会积累，导致合作障碍。
这种体系性不均如果不纠正，会让强国越来越倾向于单边行动，优先国家利益不是自私，而是纠正长期失衡的必要步骤。
它能迫使各方坐下来谈判真正互惠的规则，而不是一方永远让步，长远看，这有助于构建更稳定的国际秩序，避免碎片化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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