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不缺的就是历史罪人，这三个罪人做的事让中国综合实力倒退数百年不止，第一个更是人人喊打，那么，这三大罪人究竟是谁呢？
提到安禄山，人们立刻想到的是“安史之乱”四个字，这场始于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历时八年的叛乱，被视为大唐由极盛跌向衰弱的转折点，但把一切归咎于安禄山个人的野心，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当时的唐朝，表面繁花似锦，内里却已埋下致命的隐患，唐玄宗为防御周边各族，在边境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不仅手握重兵，还兼管地方的民政和财政，权力大得吓人。
到了天宝元年，全国总兵力约57万，其中49万竟是驻守边疆的“边兵”，外重内轻，中央军备空虚，朝廷对地方军事强人的控制力，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安禄山正是钻了这个制度性的大空子，他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兵强马壮，几乎掌握了唐朝小半的边防精锐。
他起兵的直接借口是“讨伐奸相杨国忠”，也确实洞悉了长安朝廷的腐朽与空虚，叛军一路南下，河北州县望风瓦解，很快就攻陷了东部重镇洛阳。
然而，叛乱并非一帆风顺，当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兄弟起兵抵抗，尤其是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朔方军出师河北后，战局一度对唐朝极为有利。
安禄山的老巢范阳与前方的联系被切断，军心动摇，他甚至考虑放弃洛阳逃回北方，唐朝当时完全有希望平定叛乱。
关键的历史拐点，往往系于决策者的一念之间，唐玄宗和宰相杨国忠的昏招，亲手葬送了大好局面，他们猜忌镇守潼关的大将哥舒翰，拒绝其据险固守的正确建议，反而强迫他贸然出击，结果唐军大败，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
玄宗仓皇西逃，上演了“马嵬坡兵变”的悲剧，太子李亨北上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至此，一场本可控制的边将叛乱，彻底演变为动摇国本的浩劫。
安史之乱虽在八年后被平定，但唐朝的全盛时代也彻底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中央权威一落千丈，吐蕃等外族侵扰日益频繁。
安禄山像一把刀子，狠狠刺向了唐朝早已虚胖的躯体，而握刀的手，既有他自己的野心，更是时代赋予他的可乘之机。
影视剧安禄山
如果说安禄山撕裂了一个帝国的内脏，那么石敬瑭所做之事，则是在中华民族的地理版图与国防心态上，划下了一道持续数百年的伤口。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时任后唐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为反击皇帝李从珂的讨伐，向北方强大的契丹求援。
他开出的价码，堪称骇人听闻：不仅以儿国自居，尊称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更承诺事成之后，将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
“燕云十六州”是个地理与战略的综合概念，大致涵盖今天的北京、天津及河北、山西北部，这片土地的价值，远非简单的领土可以衡量。
它的北部横亘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是抵御北方骑兵南下的天然地理屏障，历代中原王朝在此修筑长城，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防体系，失去燕云，就等于中原门户大开，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
石敬瑭此举，首先是为解燃眉之急的个人权谋，在五代十国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乱世，道德与节操常常让位于生存与权力。
他用土地换皇位，建立了后晋，如愿以偿，但他这笔交易的后遗症，却让后来的中原王朝，尤其是宋朝，苦不堪言。
整个北宋一朝，收复燕云始终是萦绕在心头却难以实现的最高战略梦想，宋太祖曾设“封桩库”，想攒钱赎买，宋太宗则发动数次北伐，企图武力夺回，但均在高梁河、岐沟关等地惨败。
没有燕云屏障，北宋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始终处于战略被动，必须常年维持一支规模空前庞大的禁军驻守京师，形成了“积弱”的军事格局。
这道伤口，直到四百多年后的明朝，才由朱元璋的军队最终缝合，石敬瑭的抉择，为了一己之私，将整个民族的国防安全押上了赌桌，其影响之深远，确实超乎他个人的想象。
晚清的慈禧太后，可能是这三人中最为复杂、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这段时期恰恰是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为艰难和屈辱的岁月，她的名字，常常与保守、昏聩、卖国相连。
客观地说，慈禧并非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变革，她最初支持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也正是在她掌权期间，中国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工厂、海军和外交。
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将洋务运动的纸面成绩击得粉碎，随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推动的戊戌变法，试图进行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因触及权力核心，在103天后被她发动政变残酷镇压。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维新派激进且不切实际的策略（如密谋围园劫后），无疑给了慈禧最坚实的口实，让她相信变法威胁到了她个人的绝对权力。
对她而言，权力的稳固永远是第一位的，变革只能是巩固权力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权力的挑战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在逃亡西安后重返北京，却亲手开启了比戊戌变法更为激进的“清末新政”。
这场改革涉及宪政、法律、教育、军事等几乎全方位的内容，甚至计划废除科举，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
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时势使然，此时的清朝，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不变革，统治就无法维持。
然而，这场改革来得太迟，且充满了犹豫与算计，改革被设置了漫长的“预备期”，执行过程中更是腐败丛生。
更重要的是，改革在释放社会力量的同时，却无法满足民众尤其是新兴知识阶层对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的迫切期待。
《泰晤士报》当时就观察到，非官员阶层公众中“酝酿出一种新生的、急躁甚至几近反叛的情绪”，改革非但没有挽救清廷，反而加速了其统治合法性的流失，最终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慈禧的悲剧在于，她有能力也有机会引领这个古老帝国进行更早、更彻底的转型，但她对个人权力的执着，让她在大部分时间里选择了拖延与压制。
她主导的改革，最终成了一场为时已晚、且无法赢得信任的“表演”，未能扭转帝国沉没的命运。
回望这三位历史人物，我们不难发现，将他们简单地钉在“罪人”的耻辱柱上，虽然解气，却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安禄山的反叛，是唐朝中央与地方军事平衡彻底失控的必然爆发，石敬瑭的割让，是五代武人政治毫无底线、漠视长远民族利益的极端体现，慈禧的摇摆，则是一个腐朽专制政权在现代化浪潮前进退失据的集中缩影。
他们个人的选择固然可鄙可叹，但驱动他们做出这些选择的，是更为庞大、顽固的制度缺陷与时代惯性。
历史的教训不在于寻找几个替罪羊，而在于看清那些让“罪人”得以出现、让错误抉择得以发生的深层土壤。
当我们谈论安禄山时，应警惕权力的失衡，谈论石敬瑭时，应明白地缘安全与民族大义的至高无上，谈论慈禧时，则需思考变革的勇气与时机何等重要，他们的故事，终究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过去，或许还有未来需要避免的歧路。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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