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成都，晨雾像掺了糯米的浆糊，粘在北门大桥的栏杆上甩不开。
一个戴瓜皮帽的“教书先生”攥着乐山船票疾走，蓝布长衫洗得发白，可左手腕下意识往袖子里缩那里曾是中将肩章的位置。
这人是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司令。
三个月前还在德阳城头骂娘，此刻却把肩章埋进枯井，脸抹锅底灰。
他这出“变形记”不算新鲜，成都解放前夜，一群国民党将官都在演“化装大戏”，只是结局没一个遂心的。
上将王陵基栽在“老熟人”手里
国民党里论资格，王陵基能在四川军阀里排前三。
这位上将军衔的四川省主席，民国六年就当刘湘的参谋长，人送外号“王灵官”，狠辣是出了名的。
解放军离成都还有90里时，胡宗南催他坐飞机去西昌，他却磨磨蹭蹭。
不是不想逃，是舍不得“王家花园”里的家当3000两黄金、半箱宋版书，还有慈禧赏的象牙筷子。
本来想把家产打包带走再逃，没成想拖到12月25日，城里枪声都响了，才急着换装。
他把上将制服剪碎垫鸡窝，花白胡子剃光抹上桐油，戴一副没镜片的铜框眼镜，花3块大洋买了10斤川盐背在背上，腰故意弯成虾米，活像个跑单帮的盐商。
12月25日夜，他混在逃难人群里出了南门，盘算着经乐山、宜宾逃去云南。
12月28日清晨，乐山乌尤寺码头的“蜀通号”刚拉响汽笛，他刚踏上跳板，后衣领就被攥住了。
“这不是王灵官嘛！”一声吆喝让他浑身一僵。
回头一看，是个腰别烟杆的老头，两颗铜牙闪着光这是万县船夫，当年他在川东“清乡”，老头给她牵过马，还得过他两块袁大头。
“认错人了！”王陵基压低嗓子。
老头把烟杆往鞋底一磕：“民国二十四年你砍18颗脑壳，关帝庙唱大戏，我就在台下！”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有人指着他喊“和报纸上一模一样”。
城关区中队队长李大山刚好在查路条，接过他“盐商王义昌”的通行证，扫了眼发花的照片，又盯住他的眼睛。
那双眼再怎么耷拉，依旧透着上位者的犀利。
“带走！”两个战士架起他时，盐包掉在地上，撒出几颗金粒原来盐袋里藏着夹层。
孙元良的“逃荒装”露了怯
和王陵基因贪念拖后腿不同，孙元良的逃亡败在了“细节没藏住”。
12月27日他从成都北门溜出来，藤箱里塞着50根金条全是从兵团军饷里截的。
为了装成被土匪抢了的“背二哥”，他用指甲把脸划出血口子，抹上泥巴，连眉毛都修得耷拉下来。
夜里饿极了，摸到土地庙抢了3个冷馒头，还把土地公的泥帽子扣在头上祈福。
本来想靠这副模样蒙混过关，没成想在鞋子上出了岔子。
12月30日，他绕到华阳镇，听说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以为“警报解除”，大着胆子搭上去重庆的便车。
车到内江榫头镇，检查站的小战士拦住他：“先生，哪里人？做啥子的？”
“郫县教书的，去重庆寻亲戚。”
他低着头答。
小战士的目光从他磨破的长衫滑到脚上，停住了。
那是双沾满泥巴的牛皮鞋，边缘隐约有“空军专用”的编号，鞋油打得锃亮，和“教书先生”的打扮格格不入。
“脱鞋！”
孙元良脸色煞白，拔腿就跑。
可他46岁，连饿三天，刚蹿出20米就被按在稻田里，一脸紫泥。
50根金条、美制手枪被搜出来时，他头都垂到胸口了。
更丢人的是，派克金笔上刻着“孙元良”三个字，想抵赖都没辙。
被押回成都关在文殊院时，他还跟哨兵讨价还价：“兄弟，贵军优待俘虏，能不能给碗红烧肉？不加糖心的。”
这话传出去，连看守的战士都笑了都成阶下囚了，还惦记着体面。
文具店遮羞,李文的“投机路”走到头
三位将官里，李文的操作最“绕”先投诚，再逃跑。
这位黄埔一期生、第五兵团司令，12月24日在邛崃签字投降，对着记者说“想回家种田”，转头就被送去西南军政大学“深造”。
他心里一直打鼓。
北平突围时他从傅作义眼皮子底下逃去南京，这是“前科”；老婆孩子在台湾，他怕被“算账”。
1950年3月5日夜，学员们都在看《白毛女》，他翻墙头溜了。
一路扒火车、睡草垛，逃到香港后，他化名“李崇文”开了家“崇文文具店”，卖钢笔橡皮。
本以为能靠这身份混进台湾，没成想台湾方面压根不信任他，直到1951年底才松口让他入台。
蒋介石只给了他个“国防部高参”的闲职，办公室在台北漏雨的日式平房里。
每天上班，他第一件事就是给收发室递烟：“科长，今天有我的信吗？”信从来没有他逃的时候把老婆丢在成都，老婆一气之下改嫁，孩子都改了姓。
1964年他退役，去台糖公司当顾问，月薪800新台币，不够买10斤牛肉。
1977年胃癌晚期，他躺在病床上，最后对护士说：“姑娘，成都的麻婆豆腐，真香。”
遗物里只有一枚生锈的川军北伐纪念章，和一张过期的乐山船票。
1949年的川江码头，雾气早散了。
王陵基1964年获特赦，葬在八宝山；孙元良1986年在台湾去世；李文到死都没再回成都。
他们用锅底灰、盐包、文具店招牌伪装自己，却藏不住贪婪、侥幸和投机。
川江的水依旧东流，那些试图逆流而逃的人，终究被时代大潮卷走。
现在夜游锦江，灯光照在江面，没人再问“到乐山还有几里”，只记得：民心才是最管用的“路条”，装得再像，也骗不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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