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1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此次大会是为了响应1955年第一次青年大会提出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5000名青年积极分子是从全国400万名青年积极分子中选出的，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周总理、朱老总后来也都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图|1958年周恩来接见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展览会”，集中展示了全国青年在工业、农业、军队等领域的建设成就。
不过也是在大会期间，出了件奇案，虽然公安机关在案发后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进行调查，但该案却毫无线索，一直到数年后，该案的主犯自己露出了蛛丝马迹，这才被逮捕。
这起案件就是有名的戴维斯手枪失踪案。
1
乔治·安德鲁·戴维斯是美军王牌飞行员，而戴维斯手枪自然也是他的配枪。
根据资料记载，戴维斯在二战时期参加美国空军曾参加战斗飞行266次，击落敌机7架，被当时的美国政府称为“空中英雄”。二战结束以后，戴维斯接受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朝鲜战争爆发后，戴维斯于1951年10月奉调到朝鲜参战，仅数月时间就出战了60次，并击落了14架飞机，因而成功晋升“王牌飞行员”。
值得一提的是，戴维斯的战绩是被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承认的。
那么，戴维斯手枪是怎么到的中国，又如何作为展览品出现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展览会”，这还要从抗美援朝说起。
图|张积慧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开始是只有地面部队，没有空军，面对美军的空中联合地面部队的力量显得有心无力。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空军也在苏联的帮助下，从无到有的建立起来，在毛主席的要求下，新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也决心入朝参战。
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无比正确。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还涌现出了特等功臣16名，一等功臣68名，这其中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的有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珉。
戴维斯手枪是志愿军战斗英雄张积慧的战利品。
1952年2月10日，在靠近鸭绿江的博川地区，作为美国空军第四战斗截击机联队第334中队少校中队长，戴维斯随队参加了当天美军航空队对米格走廊的巡航。
根据资料记载，在美军航空队巡航期间，志愿军同时升空作战，张积慧也驾驶着米格-15战机升空飞抵作战区域。双方在空中发生了交火。
也就是在混战中，戴维斯的飞机被我军的飞机击中坠落，当志愿军第149师的部队赶到事发地点的时候，戴维斯已经死在飞机残骸中，通过他随身携带的狗牌以及其他物品，中国方面断定击落的是戴维斯，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因为戴维斯自从出现在朝鲜战场以后，就对志愿军空军以及苏联空军（当时秘密参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他被击落在当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事后就是谁击落了戴维斯，中方与苏方也进行了一些争执，因为苏联方面认为是他们的飞行员击落了戴维斯，后来被证实不可能，因为苏联方面宣称击落戴维斯的那名飞行员当天作战的空域距离击落戴维斯的地点还很远。
这么一来，也就只有可能是志愿军空军击落了戴维斯。
尽管事后还有些许争议，但志愿军在经过调查后，认定是张积慧击落了戴维斯。
1952年2月23日，志愿军方面将此事报告给了毛主席，张积慧也在事后被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后来被定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
1958年12月，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举办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展览会”在北京贡院大街的团校举行，戴维斯随身携带的一把手枪也被公开展出，成为第六展室的主要展品。
应该指出的是，戴维斯的这把柯尔特左轮手枪，因为飞机爆炸的缘故，其实已经被烧坏了，不能激发，而且也没有枪柄的，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只能算是一把损坏的枪支。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同年12月13日上午，戴维斯这把枪就不翼而飞。
2
北京市公安局在接到展览的报警后，立即派时任治安处副处长朱培鑫、侦查科长王少华及侦查员徐宗正、张敬文赶往案发现场。
不多时，东城公安分局的许建新副分局长、刑警科长及团中央的徐延年同志、解放军总政部的王瑞堂少校和青年部的秦金锋上校也到了现场。
各方共同听取了展览办公室负责人的案情介绍。
根据展览办公室负责人的描述，展览是上午8时开的门，负责介绍戴维斯手枪的讲解员李荣昌在开门前半小时（即7时30分），用玻璃纸将枪包好放在陈列台，讲解员沈贤琪于10时05分左右接李荣昌的班，第一次讲解她还拿起这支手枪让参观者看，在第六展室讲了约有六分钟左右就到了第七展室，在第七展室约有六七分钟的样子返回第六展室。这时沈贤琪想看一下展品放置是否整齐，结果就发现手枪不见了！此时约在10时40分左右。沈一方面找李荣昌照看展品，一方面向展览会办公室汇报。办公室负责同志立即关闭大门，禁止人员出入，约在10时50分钟左右向公安机关报案。
从这个描述也不难看出，展览本身是有很大披露的。
整个展览会总共分为四个板块，即农业、工业、解放军、志愿军四个馆，其中志愿军展览馆有十个展室，每个展室之间有墙作为隔断，中间有扇小门通过，在展览期间，每名讲解员负责两个展室。
这也意味着，当讲解员到下一个展室的时候，上一个展室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展出的戴维斯手枪并非是封闭在一个展柜里面，而是可以被人拿在手，不仅仅是讲解员，进入展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展品拿在手中仔细看。
根据讲解员回忆，戴维斯手枪是第六展室最受欢迎的展品，特别是受青年学生喜爱，有的学生不但好奇地观看，而且还拿起来评论一番，有的甚至当场绘制该枪的样式。
案发以后，展览会虽然迅速封闭了展馆，但因为讲解员沈贤琪离开第六展室到发现枪支不见，中间隔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足够小偷逃离现场。
考虑到丢失的戴维斯手枪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很快以北京市公安局等单位为主的专案组就成立。
在确定枪支被盗的情况下，专案组分析后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不排除是某个学生或者是顽童出于好奇或者是过于兴奋，悄悄拿走了戴维斯手枪；
二、也可能是铤而走险的人或者有政治目的的人窃走的，因为此枪经修理还能用。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就要简单得多。
专案组立刻将展览馆12月13日登记的来参观的人员名单进行筛查。根据资料记载，当天进入展馆的有2015人，其中在关门前走掉的有569人，没走的有1446人。
根据这一情况，专案组立刻对全市发出了协查通报，要求各单位配合调查当天进入过展馆的人，这其中特别是要注意一些人，进入过展馆的一些中小学生，参观展览期间曾脱离过大部队的人以及辖区内本就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要求对全市各旅馆进行布控，一旦发现枪支或者是可疑人员要及时上报。
专案组对本市东城、西城、宣武、朝阳四个区作为重点地区进行调查，而本市的中央单位及部队，由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布置工作。
不光如此，考虑到可能是外地来京人员作案，专案组还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协查通报。
专案组在调查期间，各种各样的线索纷至沓来。
讲解员李荣昌曾提到在枪丢失前几天，他在介绍时，曾有人插了一嘴“这枪有什么特别的”，后来有人告诉他“枪不特别，使枪的人特别”。这个人因为和当时参观的氛围很不协调，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专案组介入调查后，发现此事纯属乌龙。
后来市保管局的康瑞英向专案组反映，她说丢枪的那天，曾看见两个儿童手里拿着手枪，可专案组介入调查后，发现仍然不是。
不久之后，东城区皇城根小学负责人向专案组反映，学校里有个学生常某某，据同学反映手里拿着支枪，而且还是把左轮手枪。
专案组兴奋异常，立刻赶往调查，后来发现常某某手里拿着的确实是一把真枪，却不是展馆里面丢的戴维斯手枪，而是其舅父在解放不久之后送给他玩儿的。
警方批评了常某某，并依法将他手里的枪没收。
宣城区公安局在本地排查期间，打掉了本城区一个盘踞多年的流氓集团——“南城八虎”，后来有人举报说“南城八虎“之一的徐某曾偷过枪。
宣城区公安局听闻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刻针对此线索展开调查，但不出意外，又被排除了。
案件调查至此陷入僵局。
1959年1月25日，专案组就案情专门开了会，会议最终决定，调查工作暂时搁置，戴维斯手枪被窃案由公安机关和各单位的保卫组织，结合日常保卫工作寻找发现线索。
3
转眼就到了1961年。
这年4月21日，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附近发生了一起反动传单案件，在该地区的赵家楼胡同的墙上、大羊宜宾胡同3号门上、大土地庙胡同电线杆子上、宝珠胡同地上及厕所里，发现了署名“反共同盟会”的反动传单多张。
东城区公安局侦查处立即组织了人手专门调查此案，考虑到反动传单多数是张贴于这一地区，警方分析此人很可能就住在附近，于是派出了侦查员日夜蹲守。
令警方庆幸的是，在案件调查一开始，就有一住在当地的居民提供线索。
此人名叫金宪英，男，30岁，北京人，旧职员出身，学生成分，家住建国门内大羊宜宾胡同1号，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办事员。
警方最初对金宪英的行为很是首肯，然而该案投入调查后几天，侦查员都是跟这个贴反动传单的人擦身而过。
时间一长，警方就对金宪英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一案发你就知道在哪儿？”
1961年4月26日，侦查员又盯在案发地点，隔了一会儿的功夫，金宪英九慌慌张张跑出来向居委会治保主任报告称，说是看见了一个人，大背头，骑着自行车过去了，这个人一过去，满地撒的都是传单。
侦查员就盯在案发现场，根本就没发现什么骑着自行车的大背头，只有金宪英一个人跑出跑进。
侦查员认定，这个金宪英在说谎。后来调查发现，这个金宪英平素就好吃懒做，从1957年4月以后，就一直在家泡病号，而且根据居委会反映，此人还有盗窃的前科。
东城区公安局据此，以重大嫌疑唯有传讯金宪英，金宪英架不住警方讯问，承认了自己盗窃前科，警方据此搜查了金宪英的家，发现了盗窃他人的苏式手表两块、“派克”牌钢笔等物品和署名“反共同盟会”反动传单底稿。
等于说坐实了金宪英的犯罪证据。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东城区公安局搜查金宪英家时，还意外发现了多年前丢失的戴维斯手枪的零部件。当年戴维斯手枪失窃一案一直未破，是许多北京老公安心头的一根刺，此次意外收获，令当年这起无头案有了解释，无疑让许多人激动。
金宪英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罪行严重，除了承认自己偷窃行为外，其余事情一概不认，甚至于后来都承认是他撒反动传单，都不承认戴维斯手枪是他偷的。他心里很清楚，偷窃这个行为本身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戴维斯手枪本身就有重大意义，一旦被坐实，其罪可能不会小。
在审讯期间，金宪英手枪问题始终避重就轻，不老实交代。一会儿说这手枪是解放前一个美国人给他二伯父金月波(已死亡)的，后金月波给了他。一会儿说金月波在1958年展览会上偷的，后来又全部推翻。
在拘留所里，金宪英大嚷大闹，说话语无伦次，似有精神病患者之态，但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多次检查诊断，没有认定他是精神病患者。
到最后，金宪英承受不住压力，承认了自己盗窃戴维斯手枪的罪行。
原来金宪英思想本就反动，他这一思想与他二伯父金月波有很深的关。
金月波是满族豪门出身，他本人还在晚清王朝出任过吏部主事，清王朝垮台以后，他也被迫流离，民国时期，金月波曾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华语教员，此后同美国人结下不解之缘，1947年受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聘任，在华语学校任华语教员。
应该指出的是，金月波在美国驻华使馆任教员期间，美国人对他很照顾，他在北平任教员期间，受到他的学生、时任美国驻北京总领事馆武官处武官包瑞德的照顾，除每个月领取丰厚的薪水外，包瑞德还额外会给他一些钱接济他。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包瑞德本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在中国的间谍，1950年离开中国，之后离岸筹划了李安东在开国大典炮击天安门的计划，但该计划最终未成功。
回到金月波身上，因受美国人接济颇多，所以他下意识里把美国当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金月波的这个态度，极大的影响了他的侄子金宪英，他还对金宪英说：
“你出身清朝贵族，本该享受国家的俸禄，一辈子不用去做事，吃美味佳肴，穿绫罗绸缎，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但如今不行了。”
这使得金宪英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并从此走上了偷窃的道路。
金月波还不止一次的说美国有多么多么好，称美国的大米白面吃不完都往海里倒，中国哪哪儿也比不了，这令金宪英更加向往美国生活。
从建国开始，金宪英就一直在偷听“美国之声”，他上街购买物品也基本上是以美国货居多，对他来说，美国就是天堂，后来在审问期间，金宪英还不止一次的表示：
“将来美国人来了，我像二伯父那样去那里教华语，我甘愿当‘洋奴’，那时，我就能飞黄腾达了。”
1958年12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展览会”期间，金宪英在展览中看待了戴维斯的手枪，他曾听伯父金月波说过戴维斯，知道他是美国的王牌飞行员，立刻便对此人产生了狂热的崇拜，于是萌生了把枪偷走的想法：
“如果把这支手枪窃走，送给美国人，定能立奇功一件！美国人会更相信我，会给我更多的好处。”
金宪英就是抱着给美国主子邀功请赏的想法，偷走了这把枪，只不过自始至终，他的美国主子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后来警方上门调查，金宪英就装出一副进步的摸样骗过的侦查人员。
案件至此真相大白。
后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金宪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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