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7个人的省级行政区：被冻在黑龙江对岸的“红色锡安”
二〇二一年，俄罗斯联邦搞了一次人口普查，当那组冷冰冰的数据摆在案头时，全世界的历史学者都觉的有一丝荒诞的凉意。
你没听错，甚至凑不齐一所像样的中学。
这个比例，在当地总人口中仅仅占到了0.6%，比那个著名的“犹太自治州”招牌上的金漆还要稀薄。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人口流失的数据，更是一场历时近百年的巨大地缘政治实验的最终谢幕。
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想到，就在咱们中国黑龙江省的对岸，隔着一条江，曾经有一个被苏联寄予厚望的“红色锡安”。
如果你站在佳木斯或鹤岗的江边往北眺望，视线所及的那片苍茫大地，就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官方犹太辖区之一。
但讽刺的是，当以色列在沙漠中建起绿洲时，这个背靠世界第一大石墨矿、拥有黑土平原的“流奶与蜜之地”，却在历史的夹缝中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壳。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时钟拨回到上世纪20年代。
那时候苏联刚成立不久，面对国内两百万犹太人的安置问题，斯大林和他的决策层下了一步看似高明、实则残酷的“大棋”。
他们没有选择气候宜人的克里米亚——那里不仅富庶，而且早已有人居住，容易引发民族矛盾；相反，莫斯科的大手在地图最东端狠狠一指，选中了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沿岸这片荒蛮之地。
说白了，这就是把一群人当成没有感情的砖头，哪里需要填哪里。
于是，1928年，第一批怀揣着理想主义的犹太移民，坐着拥挤不堪的火车，横穿了整个西伯利亚。
当他们走下站台，迎接他们的不是《圣经》里许诺的迦南美地，而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的刺骨寒风，和夏天能把人吞没的沼泽蚊虫。
这片土地在清朝时曾是咱们中国的固有领土，生活着满族和赫哲族同胞，直到1858年的一纸《瑷珲条约》和随后的《北京条约》，才被沙俄强行割走。
如今，这块被强权夺走的土地，又成了另一群流浪者的“试验田”。
那时候的犹太人是真的拼。
在整个30年代，尽管生活条件恶劣到极点，缺医少药，甚至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但他们硬是在这片冻土上开垦出了20多万公顷的良田。
街道上响起了意第绪语的问候，剧院里上演着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剧作，甚至还有专门的意第绪语报纸《比罗比詹之星报》。
到了1938年，这里的犹太人口一度达到了峰值，占到了当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历史就在这里定格，这或许会成为人类拓荒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历史从不讲温情，只讲利益与恐惧。
就在犹太自治州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两场巨大的风暴彻底摧毁了这个脆弱的梦想。
外患是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步步紧逼，让这里从“家园”变成了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最前线；内忧则是苏联那场令人闻之色变的大清洗。
那些原本想在这里寻找避风港的人惊恐地发现，他们不过是从一个陷阱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真正的致命一击发生在1948年。
那一年，以色列在中东宣布建国。
对于比罗比詹的犹太人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既然真正的祖国已经诞生，为什么还要留再这苦寒的西伯利亚当“人盾”？
人心散了，队伍就没法带了。
尽管苏联政府一度严密封锁边境，甚至在50年代掀起了新一轮的反犹运动，试图用强权留住人口，但人心背向已成定局。
随后的几十年里，这里就像一个缓慢放气的气球。
1991年苏联解体，国门大开，压抑已久的移民潮瞬间爆发。
有点门路的去了以色列，有点资产的去了美国，留下的只有搬不走的工厂和那些已经融入当地俄罗斯族血统的混血后裔。
那些曾经辉煌的犹太剧院、图书馆，如今大多成了摆设，或变成了只有游客才会光顾的“民俗博物馆”。
如今你再去比罗比詹，会看到一种极其魔幻的景象。
但走在街上的，绝大多数却是典型的斯拉夫面孔。
这里依然盛产大豆、依然拥有世界级的矿产资源，工业体系甚至还能造出不错的机械，但那个关于“红色锡安”的灵魂，早就随着阿穆尔河的江水流走了。
站在咱们中国这边看过去，心情其实挺复杂的。
这片土地见证了晚清政府的无能与国土沦丧的屈辱，也见证了20世纪犹太民族在强权政治夹缝中求生存的挣扎与幻灭。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历史标本，被封存在北纬48度的寒风里。
那个所谓的“犹太自治州”，最终没能成为犹太人的家，反倒成了一个关于“人定胜天”与“地缘算计”最沉重的注脚。
这837个留守者，守着的不是一个自治州，而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历史。
参考资料：
美 玛莎·葛森，《在这里，既然是犹太人》，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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