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民国知名女作家兼学者苏雪林1966年11月在台湾出版的专著《我论鲁迅》，其中第6篇（第78页）文章名为《说妒》，原作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其中有一段读来感慨颇多，兹录于下：
“托洛茨基未失败前，苏俄将他当做圣人，中国也跟着将他当做圣人。失败之后，苏俄很唾骂他，中国也就跟着唾骂。实际上托氏虽非圣人，以过去历史而论，也算得世界大革命家之一。大革命家的胸襟应该是很阔大的，气宇应该是很好峥嵘的，心地应该是很仁爱的，也对于放逐他的史太林，当抱不念旧恶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态度;对于苏俄尤应投鼠忌器之心。谁知他见史太林派的政策日益成功，自己没落的运命已将铸定，愤无可泄，竟教他羽党季诺维也夫、加米业夫等行刺史太林，借此推翻苏俄立国的基础。史太林没有刺着，却将他的臂膀刻约夫刺死。据季加等供词，则托氏之所以出此下策，无非被妒之一念所驱使，除妒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出其他动机了,妒的烈焰，燃烧于人类心中，可以焚毁骨肉的恩情，摧灭朋友的信义，甚至可以教一个大革命家如托洛茨基其人者，盲目盲心，倒行逆施，只管他个人出气，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利益，一慨置之不理，你说可怕不可怕?”
因为年代久远，加上历史背景复杂，为便于理解上文内容，请允许我先啰嗦一下文中几个大人物的概况。
史太林即斯大林，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苏联大元帅，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托洛茨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苏联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1926年10月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38年组建第四国际，1940年8月在墨西哥寓所遭斯大林派出杀手用冰镐活活砸死。
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早期的活动家和领导人。共产国际前期的领导人，后来成为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重要代表。1936年8月和加米涅夫一起被处决。苏联最高法院于1988年6月宣布撤销对季诺维也夫的判决，并为其恢复名誉。
加米业夫即加米涅夫，苏联政治家，曾任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主席。1925年组织“新反对派”，次年参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被开除出政治局。1934年因基洛夫遇刺案被捕，1936年8月25日被处决。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并恢复其名誉。
刻约夫即基洛夫，苏联政治家，曾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书记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刺杀身亡，其警卫队长鲍利索夫在前往受审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该事件被斯大林作为肃反依据，引发大清洗运动，在党内外制造恐怖、滥杀无辜、强化专制。
众所周知，随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国家的政治黑幕逐渐曝光，原始档案透露出许多列宁、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的历史真相。
现在国内外史学界公认，斯大林时期实行了严酷的专制独裁统治，无情镇压党内政治对手，残酷打击异见人士，制造红色恐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在整个苏联时期联共（布）共产生229位高级领导人，其中非正常死亡57人（占1/4），其中被镇压和处死46人（占1/5）。1934年参加党的十七大代表1961人，其中被捕和枪毙的1108人，占56.36%。会上选举产生的政治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5人，到1939年十八大时仅剩7人。这仅仅是党内的大清洗，党外的数据更令人瞠目结舌。
所以苏联的解体是民心所向，人民衷心支持和拥护。即使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玩弄政治手段，修改宪法、操纵选举，间接搞终身制，但是大多数民众绝对不愿回到苏联时代。
在苏联未解体之前，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就已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系统清算，平反昭雪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最大冤案——托季联盟案，苏联最高法院定性为政治诬陷，撤销全部指控并恢复名誉，包括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虽然托洛茨基只撤销了部分指控，但到2001年6月俄罗斯联邦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看看90年前的老文章，想想历史和现实，真是感慨万千。
假使我们生在民国，会不会也和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无论国共两党人士），都把苏俄当作人类文明灯塔？会不会也一样狂热崇拜斯大林？会不会也认为斯大林残酷镇压党内竞争对手无比正确？会不会像曾经实地考察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视苏联为“人类的避难所”，并对斯大林保持高度敬意（1935年受高尔基邀请访苏所写《莫斯科日记》却说了真话，但要求50年内即1985年之前不得发表）？会不会像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对苏维埃制度大加赞赏，甚至公开为大清洗运动辩护，认为其展现了高效的社会管理能力？会不会像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未实地考察前是坚定的亲苏派、赞美者，现场考察后直言不讳地批判其官僚化和思想钳制的严厉措施？
其实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大多数都是认为苏联寻找到一条人类新出路，包括访问过苏联的胡适（1926年7月曾游历莫斯科三日后开始左倾）以及没有到过苏联的鲁迅（1934-1935年苏联政府和“对外文化协会“多次通过非正式或半正式渠道表达访苏邀请意向，但终未成行），都热烈欢呼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认为是一场空前的伟大政治新实验，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新趋势，热切期盼中国走上苏俄式道路，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胡适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信中谈感受时说，“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三日所见已足使他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伟大的政治试验。直到1930年代，随着苏俄内部政治清洗（如1934年基洛夫案后的政治高压）以及斯大林独裁体制日益显露，胡适才开始怀疑与转向，1940-1950年代最终彻底抛弃并公开批判苏俄模式。
这些精英中唯有接受过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专业训练、受罗素哲学思想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早觉早悟、坚守独立。1925年3月他一经实地考察，即洞穿表象、人间清醒、坚定立场。
其实，1920年徐志摩从美国初到伦敦时，也倾向于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对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抱有同情之心。曾撰文批评哲学家罗素1920年访俄后由亲俄到反俄的思想逆转。1924年在文章《落叶》中盛赞苏联国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直到1925年3月，徐志摩赴意大利会晤泰戈尔，途中顺访苏俄。身临其境的莫斯科三日之旅，彻底击碎了诗人的玫瑰色的苏俄梦。他在欧游漫记《莫斯科》篇中哀叹：引领20世纪未来文明的莫斯科是一手拿火、一手拿刀的伟大破坏天才，未来莫斯科的牌坊建立在文明的骸骨间和人类的血肉间。在参谒宁遗体之后感叹：“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之后他收回了先前对罗素的批评。
因此，1925年10月，欧游归来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发起并主持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全国性大论战，史称“苏俄仇友”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没有达成共识，却导致部分激进群众不满，围攻报社并纵火焚毁馆舍。从此“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发生深刻分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激进革命派之矛盾公开化。而徐志摩在讨论中表现出的对激进革命后果的预判（如个人自由、文化连续性的保护），则被视为具有“先知式”的洞察力。
苏雪林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且未实地考察苏俄，不能苛求她像徐志摩一样睿智、洞悉历史和现实，她将联共（布）高层残酷的政治斗争幼稚地理解为嫉妒，也可以抱以理解和同情。但是我特别不理解是，像萧伯纳、罗曼•罗兰等这些世界级的名流，多次到苏俄实地考察，为什么会对斯大林残酷镇压、栽赃陷害、颠倒黑白、一手遮天不置一词（至少是明面上）？为什么会对斯大林治下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饿死近千万的大饥荒视而不见？是因为当时英美国家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导致知识界整体左倾，还是因为苏俄专制机器伪装巧妙、密不透风？抑或是利益决定立场、丧失良知？
这让我想起了法国著名哲学家让.萨特夫妇，作为世界存在主义大师，他们曾到访过中国，但是为什么会对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直接民主”的体现。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刚刚去逝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也曾是在西方大力宣传文革成就的窗口，难道仅仅用他们自称的“受蒙蔽”就可以解释得通的吗？
2025年12月30日于广州
参考资料
1.苏雪林《我论鲁迅》；
2.高力克《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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