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酒文化简史：自古名家，为何皆爱酒？|书法艺术|名家|怀素|王羲之|米芾|草书|赵孟頫

作者：李虓

酒以成礼、以抒情、以载道；

书以启智、以言志、以传神；

二者，自文明初兴，便结下不解之缘。

当我们翻开千年书法史，能够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不少书法名家，都与酒有很深的渊源，有些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些则凭借酒力“一书而天下皆知”，甚至开创了“醉书”之流派。

李可染醉僧图

所谓“醉来把笔猛如虎，挥洒全无八法工”，当书法家进入酩酊状态，书法里的法度不在森严，墨律颠狂、不拘一格，放任自流、豪放潇洒，赋予书法以新的生命力，一种以颠狂不堪为特色的书法新法度，由此而成。

可以说，美酒为书法，注入了挣脱束缚的灵性与激情，而书法则为酒文化，赋予了承载精神的笔墨载体，两者相互交织，共汇为“中国书酒文化”之大观。

商周邂逅：美酒书法初相承

《诗经》有句“既载清酤，赉我思成”，意思是清醇的美酒已经陈设好，（祈求神明）赐予顺遂圆满的福佑。

古时期，酒作为一种稀缺品，主要用于祭祀活动，作为供奉祖先与神灵之物，人们通过饮酒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传递对祖先和神灵的敬意与感恩。这一场景，正是美酒与书法交织的缘起。

商周时期，礼法渐成，青铜器具有了明确功能，如食器、水器和酒器之分。酒器如觚、觯、角、觞、觥等，旧称“五爵”，此外还有尊、琖、斝等，虽器形多变，但都落落大方、器质隆重，且多数都有铭文篆刻在其上。

西周日己觥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商周青铜器款识，它们的布白之美，早已被人们赞赏。铜器的款识虽然寥寥几字，形体简约，而布白巧妙奇绝，令人玩味不尽，愈深入地去领悟，愈觉幽深无际，把握不住，绝不是几何学、数学的理智所能规划出来的。长篇的铭文也能在整齐之中疏宕自在，充满书家的自由而又严谨的感觉。”一言道出，如此早期的书写，已经有了书法之美。

商周时期带有铭文篆刻的代表性酒器很多，如史迹角、夔纹尊、蠡方尊、強季卣、鈇卣、憧季父卣、父乙壶、蠡方彝、日己方彝、齐生鲁方彝盖、牛尊、日己方尊、日己觥、伯戮饮壶、几父壶等。

日己觥铭文

这些酒器上的铭文笔画，在粗细变化和线条表现上，都已具备变化性，如早期的史迹角和夔纹尊，铭文线条曲折感和流畅感，且粗细变化细腻，结构灵动，笔画多带有一定的弯曲，整体呈现出一种力透纸背却又不失庄重的美感。

而西周晚期，铭文笔画更是达到相当高的规范程度，线条的变化极为细腻，转折处的处理更显精致。如冥车父壶铭文则在整齐度和精细度上表现地尤为突出，每一笔都有着均匀笔画，整体布局规范且美观，展现了细节上的精湛技艺。

魏晋觉醒：随心所欲不逾矩

东汉时期，书法发展成为具备较高审美价值的独立艺术门类，涌现出杜操、崔瑗、张芝、蔡邕、刘德升等有影响力的书法家，还产生了多部书法理论著作。

如书法理论家蔡邕，以隶书创作见长，其书法风格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之誉，它在《篆势》中总结秦汉时期篆书的艺术特点，提出篆书具有主观性、自由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

这一观点体现出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却也得益于他的饮酒习惯，据《书法要录·传授笔法人名》记载，蔡邕有“醉龙”的雅号，这种兼具自由与模糊的创作思路，非进入微醺状态而不可得。

蔡邕（传）史晨碑

魏晋时期，中国文人迎来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艺术也走向自觉的关键阶段，这让书法艺术快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繁荣的时期。因此，书法名家辈出，艺术成果丰富，风格多样且各具特色，钟繇、皇象、卫灌、索靖、卫铄、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家，均为书法艺术发展开创了新流派。

此时期书法艺术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盛行的闲淡、饮酒、服食风气有关。如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阐述观点，魏晋文人以“药”加强身体生命，用“酒”来享乐麻痹自己，将内在感受表现在文章上，遂形成一股风潮，称之为“魏晋风度”。

王羲之画像

在这样的背景下，书法与酒形成了更紧密的关联，王羲之创作《兰亭集序》，便是典型例证。

王羲之，出身琅邪临沂世家大族，以品德与才辩闻名。太尉郗鉴为女选婿时，众才俊皆表现矜持，唯有一人袒腹卧床，仿佛未闻选婿之事，此人便是王羲之，最终郗鉴将女儿许配给他。

王羲之从仕后，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和，称病辞官，隐居会稽，常与孙绰、许玄、谢安、支遁、李充等名士游览山水，饮酒赋诗，便有了《兰亭集序》的故事。

兰亭集序图

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上巳节，王羲之与41位好友，至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修禊仪式，该仪式是通过特定流程消除疾病与不祥的传统活动。当日名士齐聚，兰亭周边有崇山峻岭、茂密竹林与清澈溪流环绕，众人沿溪流放置酒杯，酒杯随水流至谁面前便饮酒赋诗，共创作诗歌44首。

王羲之将这些诗歌汇编为《兰亭集》，并为其撰写序言。他在醉酒状态下挥毫书写序言，作品风格道媚劲健，堪称绝代佳作；酒醒后他多次重写序言，却均无法达到醉酒时的创作水平，此段故事记载在何延之的《兰亭记》中。

褚遂良摹兰亭序（局部）

宋代书法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曾推崇王羲之的笔法，认为他的笔墨，如同庄子谈论自然一样，自然而放达；朱熹亦在《朱子大全》中评价王羲之，称其风格从容舒缓、气韵超然，既不被技法束缚，也不刻意脱离技法，真正实现从创作者内心自然流露。这正是酒文化所倡导的精神境界。

盛唐高光：百杯以后始颠狂

唐太宗对《兰亭集序》高度重视，历史记载，他曾选购王羲之墨迹三千六百幅，然后张于寝殿的墙壁上，朝夕坐卧观赏，并赞其书“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受到帝王的影响，唐初的书法风格，几乎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代表人物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历史上称为“初唐四杰”。不过，真正推动唐朝书法走向个性化巅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张旭和怀素的草书崛起。

张旭画像

如果说，王羲之的书法是在章法的围城中，遵循自然的禀赋，那么，张旭和怀素草书的创作，则是在章法的进出间，游刃有余。而此二位的创作，都与酒有直接关系。

张旭多创作于醉酒之后。据《新唐书》记载，张旭“每大醉，呼走狂叫，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全唐书》也描述他“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生动展现了他醉酒后癫狂的创作状态，酒成为他狂草创作的灵魂，让他进入激情荡漾、脱离理性支配的无意识挥洒状态，达到“醉里得真如”的茫然若迷之境。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张旭草书在唐代影响力极大，唐文宗李昂将李白诗歌、裴旻舞剑与张旭草书并称为“三绝”。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展现其醉酒创作的洒脱；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中提及“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兴来书自圣，青云在目前。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体现张旭饮酒与创作的关联；李颀在《赠张旭》中写道“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索壁，挥笔如流星”，印证了饮酒对其创作的激发作用。

这种书写状态，在怀素身上亦有经历。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描绘了怀素酒后的豪迈兴致，“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饮酒后，其完全进入若痴若狂的状态，行笔速度极快，作品皆一气呵成。

怀素画像

怀素本俗姓钱，出家为僧后自号“狂僧”，虽为佛门弟子，却不拘泥于世俗礼教与宗教戒律。他在《食鱼帖》中直接描述食用鱼肉的感受，还以嗜酒闻名，曾有一日醉酒九次的经历，当时人戏称其为“醉僧”。

陆羽在《僧怀素传》中提及他“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怀素醉酒后创作兴致极高，遇到寺壁、庙墙、衣物、器皿等均可作为书写载体。他在题南朝画家张僧繇《醉僧图》的诗中写道“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醉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

怀素自叙帖（局部）

怀素的代表作是《自叙帖》，全文超七百字，整体章法连贯、字体灵动，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与独特的创作风格。帖中“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两句，直截了当地点明，醉酒状态对其书法创作的重要性，清醒时难以写出优质作品，醉酒后才能进入神与物游、心无杂念、物我两忘的状态，此时书写的字迹灵动有神，章法布局独具特色。

除张旭、怀素外，唐代李白与贺知章，也均与酒结下深厚渊源。李白擅长行书与草书，《宣和书谱》记载，李白“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其草书作品有《咏酒诗》《醉中帖》，推测均为酒后所书，酒让他更容易进入潇洒、大写意的狂草创作状态。

贺知章孝经（局部）

贺知章作为“吴中四士”之一，草书在开元、天宝年间声名远扬，作品洋洋洒洒、无拘无束，他喜好饮酒，与李白、张旭等并称“酒八仙人”，晚年自称“四明狂客”。《宣和书谱》记载，他“每醉必作为文词，初不经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间，时及于怪异，尤见真率，往往自以为奇。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常借酒酣之势乘兴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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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风骨：醉里挥毫寄心怀

宋代是中国酒史发展的关键期，米酒逐步过渡为与现今相类似的黄酒，酒度更高、酒味更浓，同时，宋代酒肆文化繁荣，《清明上河图》中可见，酒楼、脚店比屋相连，人们在其中饮酒畅谈，怡然自得。在这样的饮酒风气下，文人与饮酒的故事，时常发生。

比如，据赵令畤《侯鲭录》，苏轼出守扬州，召集宾客聚饮，酒至半酣，米芾忽然站起身来讨要说法：“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说“吾从众”，意思是说“现在人们都说我疯癫，我想问问你，我是这样吗？”东坡说“我和大家一样”，满堂的坐客皆笑了。

米芾苕溪诗卷（局部）

米芾是宋四家之一，因癫狂得名，亦因癫狂而遭人耻笑甚至被罢官职。但这种“颠”并非完全是精神失常，而更像是一种精心构建的、带有表演性质的“佯狂”。他与唐代张旭、怀素等人因酒醉而进入癫狂创作状态不同，米芾的“颠”是“主观上让自己假装疯癫，用疯癫的外在行为，来表达其“贬唐追晋”的艺术主张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姿态。

米芾的癫狂之态，因饮酒而更真实，其作品也因有酒而造就了经典，如其代表作《苕溪诗卷》《蜀素帖》，均与酒息息相关。

苏轼画像

作为米芾的好友，苏轼挥墨嗜酒的习惯，与之相同。

据《宋人秩事类编》记载，一次苏轼从扬州返回京师，途经雍丘（今河南杞县），当时担任雍丘知县的米芾得知后，立即设宴招待。苏轼进入客厅后发现，室内相对摆放两张长案，案上各陈列三百份纸张，酒菜则放置在书桌旁。二人举杯对饮，每喝完一轮便展开纸张书写，写完后继续饮酒，如此循环，创作兴致高昂，饮酒与书写速度都很快，负责研墨的书童忙碌得无暇休息。直至傍晚，酒尽纸尽，二人结束活动，并交换各自书写的作品收藏。

宋代苏轼独乐园诗卷

苏轼对酒文化的研究相当深入，他曾将新建堂屋命名为“醉墨堂”，还亲自参与酿酒，并撰写《东坡酒经》，并创作多篇与酒相关的诗文。

至于元代，赵孟頫是书坛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其书法思想和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晚年有一件重要作品，行书《酒德颂》卷。

《酒德颂》，为西晋“竹林七贤”刘伶的传世名篇，此文通过“大人先生”的形象，描绘了一种以天地为庐、万物为一、纵情饮酒、超脱世俗礼法的极致自由状态。

吴永良竹林七贤

赵孟頫在记载中曾自述，喝一点酒马上就会醉，是一个不太擅长喝酒的人。那么，赵孟頫为何要写《酒德颂》呢？这跟他所处的环境有直接关系。

赵孟頫有一个特殊身份，即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相对汉人来说，元朝统治者蒙古人是异族，而赵孟頫作为宋朝的宗室之后，却做了元朝的官，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可想而知。他选择书写这样一篇蔑视礼法、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文本，可看做是一种借酒浇愁的内心独白和情感寄托。

赵孟頫酒德颂

此卷《酒德颂》，风格“纵逸”、“姿媚隽逸”，点画流动，结体舒展，既有王羲之的俊雅，又透露出一股不受羁绊的洒脱之气。风格之“纵逸”，与《酒德颂》“放浪形骸”的精神交相呼应。赵孟頫将自己对刘伶所描述的醉后境界的理解与向往，融入到了笔墨挥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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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璀璨：哪位名家不知醉

明代，将酒的精神与艺术创作结合得最为极致的代表人物，是徐渭。他的人生充满坎坷与悲剧色彩，酒成为他宣泄内心愤懑、抵达艺术巅峰的催化剂。

徐渭一生嗜酒，有“酒侠”之称。史料与传闻中，友人会携酒求其书画，他便会“开怀豪饮并挥毫”。他的许多杰作都是在醉酒状态下完成的，文献中常用“醉后呼管”、“带醉写竹”、“醉余洒墨”等词汇来描述他的创作状态，如狂草长卷《杜甫秋兴八首》，已难以用永字八法之类去检验，字形忽大忽小，笔画忽粗忽细，笔触忽干忽湿，对比悬殊之大，一反常态，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这样的作品，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

徐渭行草书轴

徐渭在其诗作中毫不掩饰酒与创作的关系。其在《与言君饮酒》一诗写道，“酒深耳热白日斛，笔饱心雄不停手”，生动描绘酒酣耳热之际，创作灵感如泉涌，下笔雄健有力的情景。他借助酒力，打破理性的束缚，将积郁于胸的豪情、悲愤、狂狷之气，毫无保留地倾泻于笔端。

明代书法，自然无法避及“吴中四才子”，像祝允明和唐寅的人生与艺术，亦都充满了放浪不羁的色彩。

祝允明以其豪放奔逸的草书闻名于世，被誉为“国朝第一”，晚年仕途失意后，将卖字所得尽数用于饮酒作乐，甚至债主临门亦谈笑自若，并有《醉中帖》一文，此帖是祝允明“醉后所书”的致友人信札，笔意洒脱，极具体现其书法个性，他的生活态度深受魏晋风流之影响，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祝允明草书前后赤壁赋卷

作为风流才子的表率，酒也是唐伯虎的标识。唐伯虎的一生跌宕起伏，从少年得志到科场舞弊案的沉重打击，再到晚年卖画为生，酒几乎贯穿了他人生所有的重要阶段。他不仅酷爱饮酒，更将饮酒行为深度融入其艺术创作。据统计，在其存世的近950首诗作中，直接或间接涉及“酒”的多达213首。他常以酒助兴，与友人祝允明、张灵等酬唱往来，甚至自比于“诗仙”李白，豪言自己的酒量更胜一筹。

唐伯虎的书法，尤以行书和草书见长，潇洒流畅、富于变化，这与他饮酒的习惯关系密切，比如他创作的《饮中八仙歌》，笔法之间，展现诗中的豪情与醉意，被誉为“明代行数第一帖”。另有资料也提及，唐寅的《自书诗卷》或许也是酒后书写，导致字句偶有出入，但恰好符合他狂放不羁的个性。

唐寅行书录与沈寿卿、吕叔通

来到明代晚期，“南董北邢”的盛名，誉满九州，即“南有董其昌，北有邢侗”。邢侗与苏轼一样，也是一位善酿酒、喜饮酒的书法大家，书法以行草见长，风格圆润秀媚，用笔沉厚稳健，体势飞扬而不失沉稳，他临摹效仿的王羲之的作品，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几可乱真。同时，他博采众长，遍学钟繇、索靖、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家，形成了自己古淡圆浑的独特面貌。

邢侗草书节临阁帖扇面

史上流传，邢侗留予世人，有两件宝贝，第一，是“墨如黄金”的书法真迹，他的墨迹被誉为“人书同贵，与黄金同价”，万历皇帝见到他的字扇以后，击节称赞。后来，朝鲜有一位状元妻子捎书信给他，恨自己身为女子，不能到中国来拜邢侗为师。官员们出使朝鲜，从者均携其墨迹二幅，价值千金，并有日本、韩国等专程派使者以重金购买其墨迹。第二，就是被万历皇帝赐名“邢侗贡酒”的雪莲酒。

对于雪莲酒，也有故事。传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恩师于慎行返京途中，特意到山东临邑拜访自己的得意门生邢侗，邢侗以珍藏多年的自酿雪莲酒款待恩师。

邢侗雪莲酒

于慎行品尝后，对酒的清冽甘醇与独特花香赞不绝口，认为此等佳酿不应只藏于乡野。随后，他将此酒带回京城，进献给明神宗万历皇帝。皇帝品尝后龙颜大悦，当即赐名为“皇家贡酒”或“邢侗贡酒”，使其声名大振。

讯息传至邢侗，他立刻挥毫写道，“榖城师辇至，黄花六十，色色俱足，仆，报以家酿，雪酒廿盛”。时至今日，这句话的古石刻，仍留存在邢侗纪念馆中。而邢侗雪莲酒也仍有传承，由邢侗家乡的洛北春酒厂作为非遗传承者酿造。

邢侗雪莲酒石刻

清代时期，书法家傅山，也是一位极具特色的酒书文化代表人物。他喜好饮用“苦酒”，自号“老孽禅”“酒道人”“酒肉道人”。他的儿子傅眉也喜爱饮酒和擅长书法，风格与父亲相似。

据《清史稿·遗逸》记载，一次傅山醉酒后兴致大发，书写一幅草书作品；傅眉模仿父亲的笔法临摹该作品，随后将原作藏起，把临摹作品放在书案上。傅青主酒醒后，一眼便识别出书案上的是临摹作品，认为临摹仅模仿到表面形态，未掌握作品的核心精髓，缺乏“中气”。他所提及的“中气”，实际指书法创作中笔随神动的灵动气韵，源于他醉酒之后所催生的豪放飘逸之特质。

傅山画像

傅山曾写下“醉岂酒犹酒，老来狂更狂”的句子，自称除书籍与笔墨外，酒是唯一不可或缺的物品，其书法作品涵盖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字体，风格独特，《草书轴》《行草诗轴》《七言诗》等传世佳作，大多是他在酒后酩酊大醉时即兴抒情创作而成。酒所赋予的独特韵味，让这些书法作品更显丰富多彩，再次证明，酒文化对书法艺术发展及佳作诞生的催化与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