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湖南张家界永定区一所小学门前，一位45岁的家长在站护学岗时轰然倒地，经抢救无效身亡。监控画面记录下他生命的最后20多分钟：站岗、聊天、抽烟，随后猝然离去。学校称此为“家长自愿参与”，教育局强调已按程序处理，而法律专家则聚焦于学校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在“自愿”与“责任”的模糊地带，撞开了一道沉痛的伦理与制度裂缝。
这起悲剧首先撕开了“自愿”表象下可能隐藏的结构性压力。所谓“护学岗”，源于教育部门对校园安全的重视，本意是凝聚家校合力。然而，当“自愿”置于家校关系的微妙语境中，是否真能纯粹？在现实的学校生态中，此类倡议往往通过家委会传达，无形中裹挟着“支持学校工作”的集体期待，形成温和而坚韧的道德动员。涉事学校工作人员称“（站岗）30分钟到40分钟”，教育局却言“不到两分钟”，时间表述的差异，本身折射出管理环节的粗疏与信息混乱。当“自愿”被嵌套在非对称的家校权力关系中，其自愿成色究竟几何，需要打上一个沉重的问号。
更深层的叩问，指向学校应承担却可能缺失的“积极保障义务”。付建律师指出，学校责任的关键在于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与及时处置。具体而言，这不止于事后急救——尽管第一时间送医值得肯定——更应涵盖事前的风险评估与事中的基本保障。在寒冬或酷暑户外值守近半小时，学校是否评估过其对不同体质家长（尤其可能存有未知基础疾病者）的健康风险？是否提供避风遮阳的固定点位、座椅、热水等基本保障？是否对参与家长有必要的安全提示或简易排查？悲剧发生时，“懂医的大姐”和附近医生的施救令人动容，但这源于偶然的善意，而非制度性的守护网络。若安全保障仅停留在“不发生外力侵害”的层面，而忽视对守护者自身脆弱性的照拂，那么这种保障便是残缺而冷漠的。
进一步看，此事件暴露出家校共育实践中权责关系的严重失衡。近年来，从“护学岗”到各类志愿任务，家长深度介入校园事务已成常态。这本是增进沟通的好事，但若缺乏清晰的权责界定与制度保障，便易使家长从“教育合伙人”滑向“无偿劳力”的尴尬境地。学校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与受益方，享有管理权威，自然应承担与之匹配的组织责任与安全保障主责。将责任轻巧地推向“自愿”与“自身基础疾病”，有逃避核心义务之嫌。基础疾病确是内因，但学校组织活动创设的特定情境（户外、时长、义务性），是否为疾病的突发提供了不利条件或未能提供应有缓冲？这正是需要严肃审视的“过错”空间。
这起猝死悲剧，应以生命为代价，推动家校共育模式的深刻反思与制度化完善。首先，教育部门与学校必须重新评估类似户外志愿活动的安全规范，制定包含健康风险提示、环境保障、时长限制、应急预案在内的标准操作流程，为“自愿”筑牢安全底线。其次，应探索更人性化、多元化的家校协作形式，避免对家长体力付出的单一依赖，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如监控预警系统）与社会资源（如协调专业保安或社区力量）。最后，亟待建立清晰的意外事件处理与补偿机制，通过投保集体意外险等方式，为可能的意外提供托底保障，让爱心不再承载不可预知的风险。
一位父亲倒在守护孩子的岗位上，这是家庭的不幸，更是对教育共同体的一次严峻拷问。我们不能止于对“自愿”标签的简单援引，或对“自身疾病”的无奈叹息。唯有将每一个参与者的生命安全置于制度的中心，用周全的保障替代模糊的期待，用明确的责任承接无私的奉献，才能真正构筑起一个安全、公平且有温度的家校共育环境，让守护者不被遗忘，让爱心不蒙阴影。这，是对逝者最基本的告慰，也是对生者最必要的承诺。
来源：桔红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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