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护学岗、家委会这一套几乎是完全陌生的。
胖胖小时候哪有什么护学岗，无非是骑着自行车，从村里一路颠到镇上读书。
按理说，今天的治安客观来说是更好了，但脱实向虚的形式主义，却越来越密集地覆盖在我们的生活之上。
而任何被反复强调的形式，最终都会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也只有当这些形式终于以某种方式失控，我们才会在某个姓名、某次意外、某段监控里，短暂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现实本相：
这是发生在湖南张家界的一则报道，12月29日17时20分许，一名家长在护学岗志愿执勤时突然晕倒，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并联系附近医生施救，后送至市人民医院，于19时08分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记者在当天联系官黎坪街道办，得到的回应是不接受采访，请找宣传部，联系区委宣传部，未获回应，最后，被告知等官方通报，再联系教育局，电话中多次以听不清为由挂断。
报道中提到，相关部门已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及善后工作。
随后，学校方面向媒体补充称，去世的家长今年45岁，站岗时间约20多分钟，期间曾与其他家长聊天、抽烟，经检查其有基础疾病。
在新闻报道中，教育部门有这样一句话：
“护学岗是家长自愿参加的，学校和教育局都在处理这件事。”
自愿？又是自愿？
这两个字，在很多公共事务里，几乎已经被用成了一种免疫词。
只要贴上自愿，责任好像就完成了转移，制度本身就自动获得了道德豁免。
一个家长站在校门口，穿上荧光背心的时候，他的选择空间其实早就被压缩得所剩无几。
你可以说他没有被强制，但你很难说他拥有真正完整的拒绝权。
因为拒绝往往意味着额外的解释、异样的眼光，甚至隐约的你是不是不够配合、你是不是不重视孩子的道德审视。
再说了，悲剧已经发生，在这种前提下谈自愿，本身就是一种偷换概念。
是，叙事的重心可以随着解释迅速转移：
从护学岗是否合理，转向个体是否有基础疾病，从安排是否妥当，转向当事人当时站了多久、做了什么。
我并不否认，个体可能真的存在基础疾病。
这些信息不是不重要，但它们被反复强调的方式，本身就带着明显的指向性。
好像只要把个体风险讲清楚，整个事件就可以被安全地收口，
可问题恰恰在于，公共事务从来就不该只在事后，才开始关心个体的身体状况。
如果一个安排，只有在出事之后，才突然想起你身体本来就不好，那这套逻辑，本身就是倒置的。
真正负责任的，关心的应该是谁不适合被推到这个位置上，而不是在悲剧发生后，回头翻检他为什么会倒下。
前者是预防，后者只是解释，前者是制度的职责，后者只是叙事的补丁。
所以，当问题指向结构，就能被舆论迅速拉回到个人，当讨论开始靠近责任，就立刻转向身体条件、偶发因素、不可抗力。
再说了，前期记者采访中的推诿和不作答，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不出事。
当意外发生时，他们启动的是一套精密而冰冷的防御机制。
这种机制的目的在于平息舆论，而非慰藉人心。
一个本应为孩子们提供安全保障的护学岗，原本是个平凡的任务，却被赋予了沉重的责任。
家长站在那里，穿上荧光背心，默默履行不该属于自己义务——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压垮他们最后的，不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是一个偶发的风险，而是被忽视的制度漏洞、被轻视的身体条件、被操控的舆论。
这本应是个关乎人性与责任的讨论，却因为无数个自愿的掩护，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无奈——有人用它们来填充对这里面存在不合理情况的解释，而不是真正去面对问题的根源。
而这，还远不止这一起：
如果真的是自愿，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肉眼可见的窘状暴露在媒体面前？
如果真的是自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家长在面临社会压力、同侪压力下自愿参与，最终却要把自己和孩子置于潜在的危险之中？
自愿二字，在很多地方并非指个人的真正选择，而是没得选，是一种系统性下作出的默认。
这些所谓的自愿，不过是将个人的自由意志与集体规范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看似无害、实则危险的责任划分。
它们让人们在无形中接受了制度的框架，但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或保障，最终只留下了单纯的责任——由那些无力反抗的个体来承担。
要我说，护学岗成了形式主义的一个缩影。
当它本应保障安全与责任时，却被简单化为一个标志，压在家长肩上。
一切的自愿成为了最好的遮羞布，背后隐藏的，却是责任的转嫁与对个体的漠视。
这种自愿，又有多少人在被推上了所谓的岗位时，能够真正保持自己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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