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25日深夜，东海上那股腥冷的季风比往年更凶，连连接基隆的渡轮都被迫提前回港。一艘五吨小艇却逆风而行，它的目的地不是大陆，也不是澎湖，而是——日本鹿儿岛。船舱里，年近五旬的郑松焘攥着一只不起眼的皮包，里面装着一把改造勃朗宁手枪和几张写满密码的电报底稿。此刻，他以为自己正走向改变台湾命运的“大事”，殊不知，岸上早已有人盯紧了他的全部行踪。
郑松焘是台南人，自称郑成功后裔。在日本警察学校混过几年，学到的不过是“侦查术”与几句关西口音。1959年，他受廖文毅招徕，开始接收一系列神秘汇款，拿人手短，他只能按部就班执行任务。此时，廖文毅已在东京高田马场租下整层公寓，招兵买马，挂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招牌。对外宣称要“自立门户”，对内却日夜盘算：只要蒋介石倒下，“总裁”宝座就不是梦。
台北的空气也不安分。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召集幕僚，日日谈“反攻”。可再严密的保卫，也挡不住外部暗潮。10月底，台当局情报部门截获到的电波里忽然出现多个陌生呼号，粗看是渔船通信，细听却是“目标”“11月上旬”“子弹”之类词汇，给了他们一种说不出的古怪感觉。蒋经国随后把录音递到父亲案头，老蒋却不以为然，他更担心的是美援额度缩水。
11月1日，北京中南海收到另一摞电码。解读后，几行字异常扎眼——“廖文毅——东京——郑松焘——士林——开始行动”。情报系统一路快件直抵主席办公室。短暂沉思后，一封“特急电”以加密方式穿过海峡。正文不长，不过三行： “贵方即将遭暗杀，襄事者郑松焘，近日潜入台北，当慎之！”落款——“中共中央”。
消息坐着军机抵香港，又由地下电台发送至台北。11月4日午后，蒋介石拿到译文，一时无语，盯着“郑松焘”三个字足足半分钟。亲信徐楫凑上前，低声劝道：“委座，情报真假难辨，先行封锁官邸？”蒋只抬了抬手，“照办”。士林官邸周边旋即戒严，连厨房送菜都得扫描身份。六小时后，一张红色“逮捕令”发往各警备司令部。
有意思的是，郑松焘并未直接登陆台北。他在高雄甲仙山脚小旅社住了一夜，随后乘火车北上。随身携带的皮包惹了旅客好奇，他重复解释：“只是常用照相机。”车到桃园，警备特务已在月台布防。然而线索迟迟不见下落，蒋经国开始怀疑情报走漏，暗中调来另一队安全局干员。局长陈大庆被他单独叫去，屋里只飘出一句：“不能让人看笑话。”
11月7日凌晨，局势突然拐弯。住在台北三桥街的岳安骑摩托闯进阳明山别墅，对守卫嚷道：“我要见蒋先生！”值勤军官没敢放行，这家伙直把车钥匙摔到门口，大呼：“刺客——郑松焘——就在白龙宾馆！”嚣张的举动让门岗以为疯子上门，蒋经国闻讯赶来，才知岳安与郑是日本警校同窗。岳安的理由简单：“兄弟问我要枪，我怕他闯祸。”
听罢，蒋经国皱眉。“地点？房号？”“三楼东尽头。”岳安补充道。蒋经国当即唤来陈大庆，命其带二十名火速出击。电话另一端只回了一个字：“是！”
白龙宾馆是座三层老楼，木板天花隔音差。8日清晨六点，特工趁薄雾潜入，楼道一声轻响，房门被撬开。屋内留着冷水和半盒香烟，郑松焘早已潜逃。翻遍行李，只找到一套假军服、两张草图及一封尚未寄出的空白明信片。图纸显示的恰是士林官邸布局，主楼到后花园的距离精确到米。
暗杀未遂，局势仍紧绷。蒋介石按耐不住，怒火直冲：“擒不到活口，便要人头！”陈大庆识相，三小时后请示：是否在海外动手？老蒋沉思片刻，总算点头。口令一句：“速办，免留痕。”
11月14日夜，安全局档案里出现新代码“清波行动”。三名干员——李铮铮、周镜湖、张鹤年——接到命令前往东京，目标：郑松焘。李铮铮27岁，出生重庆市井，日语流利，是小组外联；周、张皆擅近身格斗。上机前，她只问一句：“船票报销吗？”周镜湖笑答：“到时请你喝清酒。”
11月29日，日本东京车站温度只有3摄氏度。郑松焘习惯早晨乘山手线去神田，拥挤月台照例人潮汹涌。七点五十分，他在三号站台边等车，忽见一陌生男子把香蕉皮丢到脚旁，带着几分不屑皱眉。随后，一位着呢子大衣的女子俯身询问车次，用日语寒暄几句，气氛松弛。列车鸣笛驶入时，大衣女子脚下一滑，双手本能推去支撑，郑松焘身形不稳，刹那被挤下铁轨。列车未减速。巨响过后，只有一滩血迹顺着枕木渗出。
东京警视厅简单笔录，最终以“不慎坠轨”结案。李铮铮三人次日飞离羽田，行李箱里那本《广辞林》书页夹着一张机密收条——任务完成。
台湾方面收到电报，蒋介石缓了口气，却并未大宣告捷。倒是媒体只在角落刊出短讯： “旅日台籍男子火车站事故身亡”。廖文毅翻报纸看到，就像被人当头一棒。他深知郑松焘绝非“意外”。从那天起，高田马场公寓大门常年紧锁，访客需提前通电话登记，连日本便衣都觉得他“神经质”。
1965年3月，形势陡变。越战扩大，美方政策重心南移，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兴趣淡化，对台独组织更无心扶植。廖文毅失去靠山，只好拆招牌、散人马。在东京赤坂新闻发布会上，他低声宣布“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即日起解散”。同年5月，他透过第三方递出回台申请，蒋介石批示：“可来，毋扰。”年底，廖文毅抵达松山机场，被安排任“石门水库筹建顾问”，月薪优渥，却再不提独立二字。
1986年5月9日清晨，台北荣民总医院心内科病房灯光微弱，76岁的廖文毅弯曲手指抓住床沿，轻声喃喃，旁人只听见“台南、故乡”几个词语。病历上写的死因是心脏衰竭。当天傍晚，《中央日报》用三十个字报道了他的离世，没有提昔日的“总裁”头衔，也没提1961年的那纸电报。
至此，一场横跨十余年的暗战落幕，电波、香蕉皮、月台尖叫，全都归于尘封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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