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是个好同志。”
1972年1月1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外,寒风卷着黄沙,刮得人脸生疼。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场冷冷清清、走个过场的告别仪式时,一位穿着睡衣、披着大衣的老人突然推门而入。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这看似随意的一次吊唁,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整个政坛,还在冥冥之中,改变了另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落魄文人的命运。
01 连哀乐都放不出来的元帅葬礼
这一年的冬天,北京冷得特别透骨。
陈毅元帅走了,走的时候身体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比起身体上的痛,更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这身后的安排。
那时候的情况,咱们现在回头看,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开国元帅,一位在黄桥决战中扭转乾坤、在上海滩大刀阔斧搞建设的功臣,他的葬礼规格,竟然被压得低到了尘埃里。
上面一开始定的调子,仅仅是按照军队一般干部的待遇来办。拟定的参加人数只有500人,连那个用来告别的礼堂,选的都是八宝山里比较小的一个。甚至有人还在那时候还要去翻旧账,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给陈老总的生平挑刺。
周总理当时那个急啊,为了争取提高一点规格,那是磨破了嘴皮子,最后才勉强把“有功有过”这种字眼从悼词里拿掉。
到了追悼会那天,现场的布置更是让人看了心酸。
那个小礼堂年久失修,窗户缝里呼呼地往里灌冷风,就连现场准备放哀乐的唱片机,竟然都是个坏的。工作人员在那试音的时候,“吱吱啦啦”的电流声伴着断断续续、变了调的曲子,听得人头皮发麻,心里更是一阵阵发凉。
这哪像是送别一位元帅啊,这分明就是在应付差事。
就在这冷清又尴尬的氛围里,有一个人虽然没到场,但心却早就飞到了八宝山。
这人叫张伯驹。
提到这个名字,老北京人都知道,那是当年的“民国四公子”,是大名鼎鼎的收藏家,是为了把国宝《平复帖》留在国内,不惜倾家荡产、甚至遭遇绑架都不低头的狠人。
但在1972年的那个冬天,张伯驹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
因为身份问题,他成了所谓的“黑户”,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家人挤在破旧的小屋里,甚至还要靠亲戚朋友接济才能吃上饭。
他和陈毅元帅,那可是实打实的“神仙交情”。
当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唯独陈毅不信邪。陈老总不仅常常请他去座谈,还专门去看他的画展,两人在一起谈诗论画,那叫一个投机。陈老总甚至还写过“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样的诗句来勉励他。
现在老友走了,张伯驹想去送最后一程。
可现实太残酷了。因为那个尴尬的身份,他连进那个小礼堂的门票都拿不到。
这老爷子也是个倔脾气,人去不了,心意得去,理得去。
他铺开纸,研了墨,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提笔写下了一副挽联。他心里清楚,这副挽联要是写得太直白、太推崇陈毅,搞不好连挂都没地方挂,但他管不了那么多,还是把心里的话全写了上去。
这副挽联后来被他的朋友千方百计带进了八宝山,但就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工作人员看着上面的词句,心里直打鼓,根本不敢把它挂在显眼的位置,最后只能悄悄地把它挂在了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花圈上。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副躲在角落里的挽联,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那样大的震动。
02 游泳池里的突然决定
时间倒回到葬礼当天的中午。
中南海的游泳池住处,气氛静得有点吓人。
毛主席刚吃过午饭,正躺在床上休息。那时候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双腿浮肿得厉害,连原来的布鞋都穿不进去,平时只能拖着特制的大拖鞋走路。加上那时候心情一直比较沉郁,整个人显得很疲惫。
按照原本上报的文件,主席已经在文件上画了圈,这就意味着他不会出席这个追悼会。
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这么以为,大家都在轻手轻脚地忙活别的事,生怕打扰了老人家休息。
突然,主席坐了起来。
没有任何预兆,也没跟任何人商量,他就那么急促地吩咐了一句,说要调车,他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一嗓子,把所有工作人员都给整得手忙脚乱。
大家一看时间,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追悼会定在下午3点,这会儿时间已经很紧了。更要命的是,主席身上还穿着睡衣呢!
工作人员赶紧拿来平时穿的那套灰色中山装,想让主席换上。毕竟这是去参加国葬级别的追悼会,也是要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形象很重要。
结果主席手一摆,那是真急了,根本不肯换,嘴里直念叨着来不及了。
最后没办法,大家伙儿只能手忙脚乱地在他那件米黄色的睡袍外面,直接套了一件银灰色的大衣,裤子还是那种薄薄的毛裤,连帽子都没来得及戴,胡子也没刮,就这么匆匆忙忙地出了门。
车子一溜烟地冲出了中南海。
这时候,周总理那边的电话也响了。
总理一听到“主席去了”这四个字,那个激动啊,据说握着电话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立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直接把这场原本寒酸的葬礼给“炸”翻了天。
总理那是何等敏锐的人,他知道主席这一去,性质全变了。
他马上吩咐下去,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只要人还在北京的,不管手里有什么事,全部都要去参加!还有,把正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也请来!
这一下,那个只有500人规格的小礼堂,瞬间就变成了国家级的外交场所。原本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想去、不敢去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地往八宝山赶。
03 寒风中的三鞠躬
车到了八宝山。
那天的风是真的大,卷起的黄沙让人睁不开眼。
当主席的红旗车停稳,车门打开的那一刻,在场等候的人全都惊呆了。
大家看到的不是那个在天安门城楼上神采奕奕的领袖,而是一个步履蹒跚、穿着睡衣、头发有些乱、胡子也很长的老人。
那一刻,没有什么政治,没有什么规格,只有两个字:战友。
陈毅的夫人张茜,看到这一幕,眼泪瞬间就崩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主席会来,还是以这样一种几乎是不顾一切的姿态来的。
主席握着张茜的手,那双因为浮肿而显得有些笨拙的手,紧紧地握着这位老战友的遗孀。
主席问张茜,孩子们都来了没有。
张茜一边哭一边把几个孩子叫到跟前。
主席看着这几个孩子,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那一幕,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伯父在安慰失去了父亲的侄儿侄女。
进了礼堂,那台破唱片机还是不太灵光,但这会儿已经没人顾得上那个了。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穿着大衣的身影上。
主席站在陈毅的骨灰盒前,也没有什么讲究的奏乐,也没有什么繁琐的程序,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然后,这位老人弯下了他那并不灵活的腰,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这三个鞠躬,把之前所有的冷清、所有的非议,所有的那些试图贬低陈毅的杂音,全都给压下去了。
在场的人,不论是身居高位的将领,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无不动容。
就在大家都以为仪式要结束,主席要离开的时候,主席的眼神,突然扫向了礼堂的四周。
他在看花圈,在看那些挽联。
那个时候的花圈,挽联上写的词儿大都四平八稳,全是些套话官话,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惹祸上身。
主席看着看着,眉头有点微皱,似乎觉得这些文字太苍白了,配不上陈毅这一生。
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
就停在角落里,那个最不起眼的地方。
04 那个救命的角落
那里挂着一副挽联,字写得那是真漂亮,苍劲有力,透着一股子傲气。但更厉害的,是上面的词。
主席往前走了几步,眯着眼睛,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
念到这,主席停了一下,似乎被触动了。
这上联写得太绝了,把陈毅一生的功绩概括得淋漓尽致,更关键的是那句“忠心不易”。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谁敢这么斩钉截铁地说陈毅忠心耿耿?
接着,主席又念下联: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
这词儿写得,简直就是给陈毅的一份“历史判决书”。而且是那种哪怕把天捅个窟窿,也要说真话的判决书。特别是“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这十个字,在那个特殊的时刻,简直比金子还要重。
主席看了一会儿,猛地转过头,指着那副挽联问身边的人,这挽联是谁写的。
这一问,现场的气氛瞬间就凝固了。
工作人员哪敢说话啊,这挽联本来就不该挂出来,也就是看在死者为大的份上才勉强挂在角落里的。这要是主席怪罪下来,说是为“右派”翻案,那还得了?
这时候,还得是陈毅的夫人张茜。
她擦了擦眼泪,走上前去,实话实说,告诉主席,这是张伯驹写的。
主席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似乎在记忆里搜索了一下,然后问是不是那个把家里的宝贝都捐给国家的张伯驹。
张茜点了点头,接着这话茬,把张伯驹现在的惨状给说了出来。说他怎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怎么没户口,怎么在北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副挽联又是怎么含着泪写的。
主席听完,沉默了几秒钟。
05 一个“黑户”的翻身
那几秒钟,对于张伯驹来说,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几秒钟,虽然他当时根本不在现场,还在那间破屋子里受冻呢。
主席看着那副挽联,叹了口气,对身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
他说,这个人,还是要给饭吃的嘛。陈毅也是他的老朋友了,这挽联写得好。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没有文件,没有会议,就是这么随口一句“给饭吃”。
你猜怎么着?
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因为这一句话,瞬间就运转起来了。
就在追悼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困扰了张伯驹好几年的大难题——北京户口,直接就给办下来了。
不光户口解决了,上面还专门给他安排了工作,让他去了中央文史研究馆。这可是个正经的单位,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他的名誉和社会地位。
这事儿传到张伯驹耳朵里的时候,这老爷子简直不敢相信。
后来人家告诉他,是因为他给陈老总写的那副挽联被主席看见了,主席亲自过问的。
张伯驹听完,朝着八宝山的方向,长长地作了个揖,老泪纵横。
这事儿吧,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陈毅活着的时候,冒着风险帮张伯驹,把他当朋友,当知己;陈毅走了,张伯驹冒着风险给他写挽联,哪怕自己身处泥潭也要为朋友正名;结果这挽联,最后又反过来救了张伯驹一命。
这人世间的因果,有时候就是这么玄乎,又这么动人。
这挽联上写的“忠心不易”,说的是陈毅,其实何尝不是说的张伯驹自己呢?一个把身家性命都捐给国家的人,到头来求的,不过就是一份理解,一口饭吃,一个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陈老总这最后一次“仗义”,可是帮得太漂亮了。
那天的风沙最后也没停,但八宝山里的人心却是热乎了不少。
张伯驹后来安安稳稳地活到了1982年。
他这一辈子,散尽家财只为留住国宝,晚年却因为一副挽联才找回了自己的身份。
你说这事讽刺吗?挺讽刺的。
但你说这事温暖吗?也挺温暖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大概就是文人与武将之间,最过命的交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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