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0日，北风还带着寒意，北京人民大会堂西楼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会议室灯火通明。国家计委、外经委、广东代表围坐，桌上摊开的，是一张放大了数倍的珠江口地图。一位干部嘀咕：“真要在这儿划出一块地？”没人回应，但彼此都明白，决定已下，迟早要干。谁去主持，成了摆在桌面上最棘手的话题。
一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发展”两字推上风口浪尖。邓公说：中央没钱，给政策，你们自己闯。广东自告奋勇，提出在宝安县南端的小渔村试水。乡土气十足的“深圳”两个字第一次被摆进中央文件，京城里不少人对着地图找了半天才定位。
设想很大胆，底子却单薄。78年末，深圳人口不过三万，全年财政收入只够买几架拖拉机。把这样一片荒滩改造成“特区”，说起来热血，落到操作全是未知。邓公一句“要杀出一条血路”固然提气，但没合适的人，气也只能是气。
挑人标准并不复杂：老资格、懂经济、胆子大，还得能扛骂。广东省委最先推了两位候选人，一位年龄偏大、身体抱恙，邓公直接摇头；另一位擅长宏观研究却缺少基层经验，同样被否。名单转了一圈回到北京，终于落在62岁的梁湘身上。
梁湘1936年入党，抗战时期在延安蹲过土窑洞，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广东分管工业。履历干净，脾气却不温和。有人提醒邓公：“他冲劲太猛，怕惹事。”邓公抽着烟，只说一句：“不惹事，怎么闯？”就这样，79年底，梁湘拍板。
1981年2月4日，深圳火车站只有一条简陋月台，梁湘踩着沙石下车。迎接他的，是三份统计表——财政赤字、基建缺口、外汇空账。夜里，他在借来的办公室里画草图，一遍遍算工期。第二天清早，他见干部开场白就一句：“不折腾，深圳没救；要折腾，谁怕谁！”
半年后“国际商业大厦”动工，这是特区第一座计划二十层的高楼。施工方临时涨价，项目眼看要泡汤。梁湘把图纸往桌上一拍：“谁敢漫天要价，直接出局。”随后宣布公开招标，甚至把港澳公司一并拉进名单。在当时，这近乎掀桌子。省里有人打电话劝他缓一缓，他回一句四川话：“没张屠夫，还想吃带毛猪？”
招标结果震动四座：造价砍掉三成，工期缩到16个月。工地里流传一句顺口溜：五天一层楼，梁书记喝碗粥。看似玩笑，实际是节点压得死死的。1983年初，大厦封顶，外媒第一次用“Shenzhen Speed”来形容，这才是“速度”一词真正的出处。
同年，邓公计划到南方休息。广东请示：顺路看一眼深圳？获准。7月的午后，专列缓缓驶入罗湖。迎宾馆里，梁湘和同事们列队，胸口的红花因为紧张微微抖。邓公进门先扫了地图一眼，没讲话。梁湘汇报完指标，不见评价，现场陷入静默。
一直到傍晚实地考察，气氛才松动。渔民村的电冰箱、彩电让随行人员惊讶。村民一句“人均月入四百多”把场子点燃，邓公笑着回话：“比我的工资还高。”一句玩笑，众人心头石头落地。回广州前，邓公写下一行字：你们的做法可行。仅八个字，价值千钧。
批示像一把钥匙，政策、资金接连落地。到1984年底，特区工业总产值较79年翻了十倍，进出口额跃上全国前列；更重要的是，公开招标、干部年薪制、外汇留成等一揽子试验，给后来沿海开放城市提供了模板。事实证明，梁湘没有令人失望。
时间跳到1992年1月18日。岁月在邓公鬓角刻下白霜，他却依旧说走就走。再次到深圳，第一站仍是那栋当年二十层的大厦。可是视线无法停留，因为四周五十层、七十层的楼宇层层包围。随行记者统计了一下：深圳20层以上建筑已超千座。邓公站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里转了一圈，语速很慢，却掷地有声：“你们是干出来的！”
知情人士透露，南方谈话中的“大胆试、大胆闯”原稿就在深圳写下。此后，“闯”的基因彻底写进了这座城市。今天的金融、科技、物流体系无不溯源于梁湘时代那几记重锤：引外资、拆藩篱、搞竞标。
回看干部人事档案，梁湘1986年调任广东省长助理，后来担任省人大主任，离开深圳时只带走一件旧行李箱。有人问他最大遗憾是什么，他沉吟片刻：“还有几堵墙没推完。”这句并非谦辞。当年已立项的深大二期、蛇口邮轮母港、南头检查站改造……后来都照计划拔地而起。
邓公选人，一贯讲究“用得上、稳得住、顶得住”。深圳实践再次验证：在未知领域，比制度、比资本更重要的，是一个敢挑担子的人。1979年那个冬夜的一声“同意”，其后五年乃至更久，改变了城市，也影响了国家治理逻辑。
故事至此并未结束，但梁湘与深圳已经给出答案：当方向明确，最大的风险是不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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