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地方咱们一天也不能待，得赶紧走！”
1934年的长春，寒风像是刀子一样刮在脸上，16岁的溥任死死拽着父亲载沣的袖子，那眼神里全是惊恐和决绝。
坐在他对面的，正是那个穿着一身不伦不类大元帅服的亲大哥——溥仪。
谁能想到，这亲兄弟俩难得的一次见面，竟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彻底分裂的开始，更没人能猜到，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四爷”，后来会做出那样惊天动地的选择？
这事儿吧，得从头给大伙儿捋一捋。
咱们都知道大清朝最后那几年，乱得跟锅粥似的。
1918年9月，也就是民国七年，北京什刹海边的醇亲王府里，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这孩子来得，说实话，有点“尴尬”。
为啥说尴尬呢？您想啊，他大伯光绪帝早没了，他亲哥溥仪这会儿已经被赶下龙椅六七年了，就连那场闹剧一样的“张勋复辟”也刚收场，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正是灰头土脸的时候。
这孩子就是溥任。
按理说，生在摄政王家里，怎么着也是个“四阿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但那时候的醇亲王府，气氛那是相当诡异，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分裂”。
高墙外面，已经是中华民国了，大街上的人剪了辫子、穿中山装，喊着民主共和；可这高墙里面呢？照样是长袍马褂，见了大清遗老还得跪拜磕头，一口一个“王爷”“阿哥”叫着。
小溥任就是在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环境里长大的。
他爹载沣，也就是那个曾经手握大清朝半壁江山的摄政王，这时候已经彻底躺平了。
载沣这人吧，虽然政治手腕不行，当年被袁世凯欺负得够呛，但看人看事儿还算通透。
自从回了家，他就把自己关在王府里，天天琢磨怎么教育孩子。
他对溥任的要求就一条：
“别想那些没用的皇图霸业，那是把你哥害苦了的东西，你就把书读好，学个本事，将来能混口饭吃，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话在当时听着挺丧，好像是认命了，可现在回头看，这老头简直是人间清醒。
溥任小时候，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家里毕竟底子厚，不愁吃穿。
他跟着私塾先生学四书五经，学画画写字，那时候他偶尔也会进紫禁城或者去天津张园看看那个当“寓公”的大哥溥仪。
每次去，溥仪都摸着他的头，给点赏赐，还要摆出一副皇帝的架势。
在小溥任眼里，大哥是威严的，是家族的顶梁柱。
可他哪知道，这个大哥心里装的根本不是家族亲情，而是一场要把整个家族拖进深渊的豪赌。
溥仪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复辟”，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皇位，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而年幼的溥任，看着大哥身边围着的那群遗老遗少，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
这就好比大家都在演一场大戏，只有溥任坐在台下，隐隐约约觉得这戏台子快塌了。
02
时间一晃到了1934年，这一年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溥任的一生。
东北那边传来了消息，日本人扶持溥仪当了“满洲国”的皇帝。
载沣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脸都白了，但毕竟是亲儿子，还得去看看。
于是，载沣带着还是少年的溥任，一路颠簸去了长春。
也就是这一趟旅程，彻底把溥任给“打醒”了，让他看清了所谓的“皇恩浩荡”背后是多么的肮脏。
到了长春火车站，来接站的不是耀武扬威的御林军，而是一群端着刺刀、眼神阴冷的日本关东军。
进了那个所谓的“皇宫”，溥任更是傻眼了。
这哪是当皇帝啊？这不就是坐牢吗？
溥仪身边连个说话的自由都没有，那个叫吉冈安直的日本人像个鬼影一样，走哪跟哪，监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
溥任亲眼看见，自己那个原本威风凛凛的大哥，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甚至连发一道圣旨都得日本人点头同意。
这那是“康德皇帝”啊？这分明就是个提线木偶！
整个伪皇宫里弥漫着一股子压抑、屈辱的味道，让溥任觉得恶心。
最让溥任受不了的是，溥仪竟然还想把他们父子俩留下来。
溥仪当时打的算盘是：把亲爹和亲弟弟扣在身边，一来是多个伴儿，二来也是给日本人看看，我们爱新觉罗家族都支持“日满亲善”，给自己的伪政权撑撑门面。
这下可把载沣和溥任急坏了。
特别是年轻气盛的溥任，他虽然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但他知道什么是那股子中国人的气节。
给日本人当狗？这事儿坚决不能干！
于是，在长春那个阴森森的伪皇宫里，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逃亡记”。
父子俩一商量，这硬跑肯定是不行，外面全是日本宪兵，只能智取。
载沣开始装病，躺在床上哼哼，说自己水土不服，快不行了，必须回北京治病，不然就得死在这儿。
溥任呢？这小子更狠，直接玩起了绝食。
他当时就跟溥仪摊牌了，意思就是大哥你要是不放我们走，我就饿死在这儿，你也别想拿活人做文章。
几天下来，载沣“病”得奄奄一息，溥任饿得脸蜡黄。
溥仪看着瘦了一圈的弟弟和躺在床上的老爹，心里也不是滋味，毕竟血浓于水。
再加上日本人也觉得留着这老的小的没啥大用，还得浪费粮食，最后也就松了口。
父子俩拿到通行证的那一刻，连夜收拾东西，简直是逃命似的离开了长春。
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溥任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笼罩在夜色里的伪皇宫，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这辈子，我再也不当什么皇亲国戚了，我就做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爱新觉罗这个姓氏，从今天起，对我来说就是个警钟。
03
回了北京，天也没亮堂多少。
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
日本人进了城，醇亲王府的日子也不好过。
但这父子俩骨头硬，就是不跟日本人来往，把大门一关，过起了隐居的日子。
载沣在王府里种花养鱼，溥任就闷头读书画画，两耳不闻窗外事。
这一熬，就熬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大家伙儿都在街上敲锣打鼓庆祝胜利，可溥任家里却是愁云惨雾。
为啥？因为大哥溥仪是头号战犯啊！
这下好了，以前那些巴结他们的人，现在一个个躲得比兔子还快。
甚至还有人指着醇亲王府的大门骂：“汉奸家属！”
这顶帽子扣在头上，那是真沉啊，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家里也没了进项，坐吃山空，这么大一个王府，几百口人张嘴等着吃饭。
这时候，二十多岁的溥任站了出来。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掉下巴的决定——办学校！
他对父亲说，咱们不能光吃饭不干活，得给国家做点事，也能养活自己，咱们办个小学吧。
说干就干。
可是办学校得要钱啊，钱从哪来？
溥任一咬牙，开始变卖王府里的东西。
那些珍贵的古董、字画、瓷器，甚至是王府里的红木家具，一车一车地往外拉。
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说他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的基业都卖了。
可只有溥任自己知道，这些死物守着有啥用？那是旧时代的裹脚布！
换成钱，办成学校，教出学生，那才是正道，那才是给爱新觉罗家积德。
他在王府的空房子里办起了“竞业小学”。
载沣挂名当董事长，溥任当校长，妹妹当老师。
这学校一开，还真就有模有样。
最多的时候，收了二百多个学生。
溥任也不摆什么校长的架子，除了管理学校，他还亲自上课。
那时候的学生回忆说，这位“金老师”讲课特别有意思，从来不照本宣科。
而且，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历史，讲民族大义，讲林则徐虎门销烟。
谁能想到，这个在讲台上告诉孩子们“要爱国、要挺起脊梁”的老师，竟然是清朝的皇族后裔？
他在黑板上写下“中国”两个字的时候，手是抖的，心是热的。
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谁的弟弟，不是谁的儿子，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4
时间来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这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很多以前的皇亲国戚都吓跑了，生怕被清算。
但溥任没跑，他心里坦荡荡的，没做亏心事，怕什么鬼敲门？
不仅没跑，他还干了一件更绝的事儿。
1951年，父亲载沣去世了。
临终前，载沣拉着溥任的手，把王府里最后的一点家底交给了他。
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方纯金的“摄政王金印”，还有重达几百斤的《廿四史》古籍。
这玩意儿要是留着，那可是价值连城啊。
或者找个黑市一卖，这辈子吃喝不愁，甚至能去国外过逍遥日子。
可您猜怎么着？
溥任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转头就联系了文物局。
他当时就跟家里人说了，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爱新觉罗家的私产，这是历史的见证，是国家的，是人民的。
他替父亲，把这些无价之宝全捐了。
那一刻，那个沉甸甸的金印交出去的时候，溥任觉得浑身都轻松了。
那个压在他身上三十多年的“皇族”包袱，终于彻底卸下来了。
随后，他又把整个醇亲王府都卖给了国家（后来成了卫生部办公地），自己带着家人搬到了胡同里的一处小院子。
从那以后，世上再无“摄政王四阿哥”，只有人民教师——金友之。
他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四十年。
1957年公私合营，竞业小学交给了国家，溥任就去别的公立小学当普通老师。
他在讲台上兢兢业业，教语文、教历史。
有时候讲到清朝的历史，讲到慈禧太后，讲到八国联军进北京，底下的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他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位老师，就是那段历史的“活化石”。
甚至有一次，他讲到红军长征，讲得热泪盈眶，告诉孩子们新中国来之不易。
那时候，学校里的同事只知道金老师字写得好，画画得好，人特别谦和，从来不跟人红脸。
谁也想不到，他大伯就是光绪皇帝。
他在那个平凡的岗位上，找回了作为普通人的尊严。
相比于前半生在王府里的战战兢兢，后半生的教书生涯，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05
退休后的溥任，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清贫。
他住在南锣鼓巷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说是四合院，其实早就破败不堪了。
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墙皮脱落了，他就自己和点泥抹上；窗户漏风了，他就糊层纸。
有个记者去采访他，一进门都惊呆了。
这好歹也是皇弟啊，怎么住得连个普通北京老大爷都不如？
屋里除了一张旧书桌，满屋子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
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洗得发白，袖口都磨破了。
可就是这么个抠门的老头，做起善事来，却是大手大笔，让人瞠目结舌。
溥任的书法和山水画，在业内那是相当有名气的。
毕竟是童子功，又有家学渊源，求字画的人踏破门槛。
按理说，他随便卖几幅字，修修房子的钱早就有了。
可他偏不。
他在国外办书画展，卖了60万日元，回国转手就捐给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991年发大水，他又卖了字画，捐了5000块钱。
要知道，那时候万元户都稀罕，5000块钱那是他好几年的工资啊！
有人劝他，说金老，您留点钱把房子修修吧，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
溥任摆摆手，笑着说，这房子怎么了？比我那两个哥哥住的地方强多了。
再说了，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给更有需要的人，心里踏实。
他口中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坐过牢的溥仪，一个是流离失所的溥杰。
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能安安稳稳教书，平平安安过日子，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
2015年4月，97岁的溥任安详离世。
临走前，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留下什么万贯家财。
他这一辈子，就像北京胡同里的一棵老槐树，沉默、低调，却扎根在泥土里。
就在追悼会上，来了一百多个爱新觉罗家族的人。
但更多的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还有受过他资助的普通人。
大家对着这位老人的遗像鞠躬，心里头都在想同一件事儿：
这就是贵族。
真正的贵族，不是住在紫禁城里发号施令，也不是手里握着金印作威作福。
而是在大时代变迁的时候，能守住底线；
在荣华富贵散尽的时候，能安贫乐道；
在自己淋着雨的时候，还想着给别人撑把伞。
那一年溥任走了，带着满清皇室最后的背影，干干净净地走了。
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坐过一天龙椅，却比任何一位坐在龙椅上的人，都活得像个人样。
反观现在那些为了点蝇头小利就争得头破血流的人，谁又能说自己比这个住漏雨房子的老头更高贵呢？
历史这笔账，有时候算得就是这么清楚，名利场上的风光，终究抵不过那一身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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