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四川南充县的操场上贴出一张“劳动模范表扬榜”，榜首赫然写着“杨大发”三个字。谁也想不到，这个在旷地里赤脚翻土、挑粪如飞的庄稼把式，三年前还在重庆白公馆举刀行凶。真假身份的巨大反差，就像两张被随意对折的照片，折痕深处藏着一串血腥故事。
时间往前拉回到1947年。此时的杨虎城被软禁已整整十年。蒋介石对他寄望“反共效忠”，杨虎城却咬紧牙关毫不松口。毛人凤于是悄悄把“处置方案”递到侍从室，执行者名单中排第一位的，就是时年三十岁的军统干将杨进兴。杨进兴出身寒微，却因在日伪时期多次“剿共”表现凶狠，被毛人凤破格提拔。资料记载，他在河北保定一次行动中用刺刀连捅三名伤员，作风狠辣超出常人。
1949年8月，西南局势己现颓势，重庆“大送礼”行动启动。毛人凤与徐远举密谋：必须在解放军入城前彻底“清仓”，省得留下口实。9月6日凌晨，杨虎城一家被秘密押往渝中区戴公祠。屋外秋雨淅沥，屋内灯火灰黄。传记作者引用警卫员一句低语：“将军，今天应该有好消息吧？”杨虎城微微点头。谁料推门而入的不是放行条，而是杨进兴寒光闪闪的匕首。短促的几声惊呼后，父子二人倒在血泊。尸体被草草装箱掩埋，下令者甚至连验收都懒得过问。
当晚，杨进兴又乘卡车赶赴中美合作所，看押“要犯”罗世文、车耀先等三十余人。一阵闷枪后，井口被水泥封死。第二天拂晓，蒋介石飞往台北，西南大屠杀至此收尾。执行人各奔前程。杨进兴同几名心腹准备潜往川东，计划与隐藏的军统无线电台会合。谁知途中汽车抛锚，解放军骑兵连贴着公路疾驰而过，枪声夹着尘土扑面而来。队伍散了，他带妻子和幼子钻进荒山，只想先保命。
1950年初春，南充嘉陵江畔开始土改。杨进兴改口姓杨名“大发”，谎称老家广安，父母死于土匪，自己流落至此。苦难叙述掺着两滴假眼泪，乡亲们信了。划分成分时，他被列作赤贫，分得两间草房和三亩地。新身份拿到手，他索性“表演到底”：栽秧抢在最前，修渠挑石最卖力，还主动加入业余宣传队。区干部一高兴，给他戴上“小红花”，县报刊登《杨大发苦战盐碱地》长篇通讯。刘姓社员曾笑道：“老杨一天到晚像上了发条。”他嘿嘿一乐，扛着锄头跑远了。
1953年冬，全国人口普查。南充工作组记录户籍时发现“杨大发”出生地无法与广安档案匹配。普查员随口提了句：“老杨，你哪年参加过春耕互助组？”杨大发眼皮一跳，嘴上却咕哝“不记得喽”。零碎疑点汇总到县公安科，一桩旧案的轮廓若隐若现。省厅随即派出两名侦察员，化装成农业社技术辅导员下乡蹲守。他们观察到：1.老杨口音带轻微秦陕腔，与本地不同；2.写队牌时笔画干净利落，显然受过专门训练；3.夜里有人见他反复擦拭腰带内侧的金属扣。
为了核实，办案人员以宣传先进为由为老杨夫妇拍摄合影。照片送到重庆，交给当年西南保安司令部看守徐远举辨认。徐瞄了两秒，吐出两个字：“是他。”铁证落袋，逮捕令签发。
1955年6月20日薄暮，稻田里传来“收工喽”的吆喝声。杨大发正弓着腰拔草，几名公安人员悄然包围。铐链咔哒一响，他愣住，半晌才吐出一句：“我…我只是个农民。”审讯室里，警员甩出照片、证词、笔记，叠成厚卷。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他终于低头：“我是杨进兴。”台灯下，他交代潜逃路线、潜伏暗号、与川东电台失联经过，口供厚达四万余字。
公检法部门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将案卷移交军事法庭。1958年5月10日判决书宣布：杨进兴犯反革命杀人罪，情节极其严重，依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刑场设在南充郊外沙田坝。清晨六点，薄雾未散，行刑车驶过田埂。乡亲们面面相觑，那个干活最猛的劳模怎么成了杀人要犯？枪声传来，麻雀惊飞，江面漾出几圈涟漪。
有意思的是，卷宗存档时附了一份村民联名信，其中一句写道：“他干活真肯出力，可惜心肠毒辣。”两面人生在同一具躯体碰撞，终究无法相安。历史并没有留下宽恕的空隙，留给后来者的，是一段血债必偿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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