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7日破晓，珠江口上空云层翻滚，闷雷仿佛堵在每个人的胸口。此时的广州东山省委大院，电话铃声已接连响了一夜，灾情数字不断攀升。短短三天，粤东沿海平均雨量突破300毫米，揭阳、汕头的堤坝告急，半个省都泡在水里。陶铸守在地图前，咖啡凉了再热，依旧没顾上喝一口。
他不是广东人，却对这片土地有十二分熟门熟路。早在黄埔军校时代，他就沿着粤北山路逃亡回湘，此后又因战争功勋被中央点名南下主政华南。八年奔波，110个县走了104个。如今山河有难，他比谁都急。
省防汛指挥部做了最坏打算：道路中断，通信受阻，仅剩空中通道还能动。空军部电报同时送到陶铸案头：空运支援机组已起飞，机长施丽霞。听到是名女飞行员，秘书愣了一下，陶铸却连眼皮都没抬，低声嘟囔了一句：“来得正好。”
中午，白色伊尔-14在白云机场降落。施丽霞脱下皮手套，长靴沾着雨水，雨点顺着短发滴在机坪上。陶铸快步迎上去，只握了三秒钟便转身往舷梯走。连一句客套都没有。看似失礼，实则时间刻不容缓。
飞机爬升到两千米，云缝中能见度不足五公里。施丽霞照旧稳住航向，副驾驶示意“开始按原定航线”。陶铸却倏地探过头，指向东侧：“改向榕江。”语气平静得像在办公室。机组默契执行，飞机随即掉头。榕江两岸到处是水，田埂淹没，屋顶挤满嗷嗷待救的群众。透过舷窗，陶铸眉骨紧锁，一滴泪不知何时滑落。他把沾湿的手背往裤缝一抹，没人出声。
十分钟后，施丽霞将飞机压低到四百米，螺旋桨卷起的气流吹动水面。有人在木筏上冲她挥手，她仍沉住气，遵循飞行规范保持高度。张姓副司令轻声感慨：“洪水像一张铺开的网，捞走了整个夏天。”陶铸没接话，只把看到的每一处决口、每一片积水深浅都记在随身的小本上。
下午返航，白云机场塔台报信：汕头军用机场失联。张副司令犹豫片刻，“盲降试试？”施丽霞点头，调转方向。四十五分钟后，他们在汕头上空盘旋，跑道东端只剩不到六百米干地，积水反光刺目。失去地面引导，任何偏差都可能机毁人亡。施丽霞深吸一口气，压杆、收油门、放襟翼，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轮胎触地刹那，机身猛抖几下就稳住了。舱里响起短暂的呼气声，没有人鼓掌，也没人尖叫，都在心里说了句“活下来了”。
机场空荡，官兵已转移。张副司令完成勘察，指令原机返回广州。夜里十点，他们才摸黑降落。灯火摇摇晃晃，依稀照见堆得像小山似的空投包裹。陶铸直接把任务书塞到施丽霞手里：“按这个坐标，把粮食、药品全部扔下去，一包都不能错。”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硬度。
连夜飞行，机腹敞口一包接一包滑出。山头上火把此起彼伏，百姓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去抢物资。机舱里闷热，汗水夹着油味，但没人抱怨。等最后一座孤岛投送完毕，东方已露鱼肚白。
三天后，广东主汛期洪峰过去，水位缓慢回落。省委会议室里，陶铸终于腾出半小时见机组。他先盯着茶杯沉默，忽然抬头对施丽霞说：“那天见面，我一句多余话都没留，当时只想着救人。”施丽霞摆摆手：“书记，咱们都在同一条战线。”对话就这么简洁，却把双方的心气儿都交代清楚了。
灾后重建启动，陶铸又马不停蹄下乡。有人统计，自1949年底重返华南至1966年调离，他在广东度过的日子超过5400天。最极端的一年，他走访基层时间占到全年三分之二。有人好奇他为何对广东“偏心”，他笑着说：“换作谁坐在这里，也得把水里的石头摸清楚。”
施丽霞则继续留在空军运输部队，后来参与西南高原航线开辟，多次完成特殊任务。提起1959年那场洪水，她只说一句：“那是纪律，也是本能。”
一场暴雨，串起一位省委书记和一支空军机组的交汇；几次冷静的握手、毫无铺垫的转身，背后是成千上万条性命的重量。历史资料写得再详细，也难描摹那几天舱门外的呜咽风雨。可广东大地终究熬过去了，凭的正是那群人在高空与水面之间的反复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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