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北京城的风已经透着凉意。夜幕刚刚落下，一通简短的电话把韩先楚从文件堆里“抓”了出来——“老韩，晚上过来坐坐，叙叙旧。”电话那头的声音朴实低沉，他不用想也知道，是当年一起闯过腥风血雨的徐向前。老部下见老首长，本该欣然赴约，可挂断电话后，韩先楚却暗暗嘀咕：要是留饭，八成又是那碗山西杂粮。
韩先楚到达前海的一处小院时，院门虚掩，昏黄的灯光透在青砖地上。院子不大，院墙也不高，唯独整洁得挑不出一点瑕疵。徐帅穿着那件褪色的蓝布旧褂，在门口迎着，笑得依旧爽朗：“你能来，我高兴得很。”两人寒暄不过几句，便落座叙旧，话题从1935年涡河岸边的枪声聊到49年洛阳城楼的红旗，一直到煤油灯下只剩微弱的火苗才察觉时间飞逝。
徐向前看看表，开口劝道：“饭点过了，咱们边吃边聊。”韩先楚心里咯噔一下，仍摆手：“首长，我可先走一步？”徐帅摆摆手：“叫师长的时候你敢跟我争阵地，今天怎么就怂了。”一句玩笑，堵住了退路。
厨房里只有警卫员和一口旧铁锅。锅里咕嘟咕嘟翻涌着的，是小米、土豆丁、红薯块、黄豆粒，再撒一把苦菜叶子——山西人叫它“和子饭”。徐帅舀了一大碗，笑着递过去：“尝尝，粗粮香。”韩先楚心里那股“预感”果然成真。热气扑面，一股混合着土豆味和野菜味的气息钻进鼻腔，他硬着头皮端起碗，舀了一口。杂粮的黏稠塞满齿缝，他只好连喝两口热茶压下反胃。徐帅没察觉异样，继续絮叨前线往事，眉飞色舞。韩先楚嘴上应和，心里却暗算：“这顿饭怕是要在胃里闹一宿。”
“老韩，年轻那会咱们连树皮都嚼，现在这点粗粮算啥。”徐向前顺手又给他添了一勺。韩先楚忍住，有点犯难地笑了笑。警卫员在旁装作没看见，心知肚明地撤下空壶，把水重新灌满，再递过来。短短半个小时，韩先楚艰难“战斗”完这一大碗和子饭，额头竟出了一层薄汗。临走时，徐帅在台阶口叮嘱：“改天再来。”韩先楚点头，却在心里给自己默默下了“禁令”。
回到家已近子夜，妻子尚未休息，一见他皱着眉进门，忙问：“首长家饭好吃吗？”韩先楚苦着脸脱下大衣，小声嘀咕一句：“天南海北的味都吃过，就是这碗杂粮饭最要命。往后可不能再赶饭点去。”这话说完，他自己也忍俊不禁。
韩先楚的“难言之隐”其实不新鲜，来过徐向前家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过相似体验。徐帅的节俭，是干部圈里出了名的“较真”。早在1940年代，他就规定“自己能走，绝不坐马车”，1950年代进北京后，中央按照元帅待遇配两辆车，他只留一辆，还特别交代：司机一周只给油一次，多了不行。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谈到“反特殊化”，徐帅第二天就让秘书把家里逐件核对，发现那台多年前战地医院批给他的电影放映机，“算特殊”，立即送回机关。此后整整十一年，他没再在家看过一场电影。
生日也一样。秘书和警卫员记得比自己生日还牢，可徐帅总一句话：“共产党人不兴这个。”1983年，他在外地视察，地方想给他过八十寿辰，他提前两天撤离；1989年家里准备了蛋糕，他反倒转身把蛋糕送给警卫班：“你们辛苦了。”一个元帅要过生日，却只留下“劳军”般的谢意。
不仅对自己抠，对子女也严。一些老干部子女的单车、缝纫机早已更新，他家孩子仍推着旧“飞鸽”，连铃铛都掉了漆。遇到用水高峰，他会站在厨房门口盯着水流，嘴里念叨“别浪费”。大女儿曾半开玩笑：“爸爸，咱家是不是比街道公社还节约？”徐帅笑笑：“多节约一点，国家轻松一点。”
他把这种作风，也投射到对下属的教育。1971年夏天，一名警卫员因提干落空，在屋里闷闷不乐，嘟囔“两个兜的衣服干两个兜的活”。徐向前叫他进房，抽屉里“杵”出一件四兜上衣：“喜欢？拿去穿。”那年轻人慌了，连连摇头。徐帅指着墙上朱老总穿旧军装的照片：“他们连两个兜都没穿几天，就去了前线。咱们得惦记。”警卫员脸涨得通红，自觉写了检讨。几年后他终于提干，却常常穿回那件老军装自警。
再说这顿饭。外人看来，一碗杂粮饭未免太“苦”。可徐向前一直记得少年时在岚县山沟过苦日子，“粗粮度命，不忘根本”。他曾对儿女说：“好日子来得不易，吃点野菜，身体好，也醒脑。”韩先楚那次“胃难受”之后，倒也没断了往来，只是每逢到点必借口“还有会”，跟徐帅挥手就走。有人笑他：“韩老，总不能因为半碗糙米就放弃老战友情吧？”韩先楚摆摆手：“情谊在，胃受罪我顶不住。”
1990年8月，徐帅病逝。部队讣电抵达南京军区时，韩先楚沉默良久，最终只说了一句：“首长走得坦荡。”话不多，却掷地有声。那年的灵堂里，他恭恭敬敬地摆上一篮白菊，旁边却悄悄放了一包包小米、玉米粒、红薯干。有人不解，他低声回应：“这些，是老首长最爱。”话短，却道明了那位北方元帅毕生的朴素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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