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北京永安里小楼里传出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范老，总理说你的工资得照200元发！”说话的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声音压得很低，生怕惊动楼道里匆匆而过的路人。范汉杰抬头，眼镜后的目光半是惊讶半是感慨。他在功德林十二年，又在南郊公社劳动一年，生活费先是200元，后来骤降到60元，如今忽然“拨乱反正”，心里难免波澜。
人们往往只记得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他榜上无名，却忽略了背后那场曲折较量。那年秋天，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杜聿明、王耀武等三十余人，功德林宿舍里一片欢腾。范汉杰却坐在床沿，听名单一次次念过，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疑惑地找值班干部询问，才知道原本他也在名单中，被蔡廷锴的一纸反对意见挡下。
这位19路军旧长官为何“卡”他？原因要追溯到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联手通电反蒋，而蒋介石能在短短百日粉碎“中华共和国”，军统提供的情报是关键。蔡廷锴认定情报来自范汉杰——那时范任19路军副参谋长，掌握机要。蒋将他列为“有功”，蔡却视作“泄密”。两种标签，伴随他整整二十六年。
范汉杰自辩称被冤。若只看履历，确实不缺抗日功劳。1926年北伐，他在蒋光鼐手下冲汀泗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与日军硬拼；1940年太行山，他的第27军与八路军互赠锦旗。战后，他升至陆军副司令，却在1948年锦州被俘，把“第一兵团司令”头衔连同十万大军一起丢给东北野战军。
被俘经过颇具戏剧性。1948年10月15日下午，身披麻袋、啃着萝卜的中年汉子在松山脚下被哨兵拦下。警兵问：“什么人？”他苦笑一声：“你们要找的范汉杰就是我。”一句话，让战场硝烟与过往荣辱尽数落定。
进入功德林后，他先是沉默，后开始读书、写日记，甚至自学《微积分》。肺结核复发时，管理所专门从香港购药，这让他心底第一次动摇“红与白”的成见。他对同屋文强说过一句掏心话：“命都在人家手里，还给我治病，要不改过，也是死脑筋。”
1959年秋，功德林向中央呈报“福建事变疑点”。周恩来批示“建议再查”，随后亲自找蔡廷锴谈了三次。最后一次，蔡廷锴说：“既然中央相信范汉杰，我也没话可讲。”第二批特赦名单由此敲定。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与李仙洲等人走出功德林大门。他对押送干部悄声说：“这一走，总算把背上那块石头扔了。”
释放后他先到南郊红星人民公社锻炼。一米八的大个子下田割麦毫不含糊，社员给他起了外号“范老壮”。一年期满，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军事组。审稿、写稿，成了他新的战斗岗位。四年间，他撰写《锦州战役回忆》《胡宗南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经过》等十余万字材料，字里行间既不自我粉饰，也不隐瞒失败。
1962年冬的一次例行工资调整，把他的月薪由200元降到60元。那是在“统发统管”的背景下进行的，并非针对个人。不久，这事被周恩来知道。总理摇头：“既已特赦，又让他工作，生活也要跟上。”于是便有开头那句“还按200元发”。
周恩来与范汉杰早在黄埔时期师生相称。一见面，周总理笑道：“个头最高的学生里，就记住了你和李仙洲。”范汉杰回了一句：“学生当年走错路，愧对老师。”这几句对话，并未流于寒暄，却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温度。
1976年1月16日，范汉杰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岁。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廖承志主持，旧日同僚和新中国官员都来了。遗体火化后，家属带走半盒骨灰赴台安葬，另一半留在北京。昔日“泄密者”“兵团司令”“功德林战犯”等多重身份，到那一刻只剩三个字——范汉杰。
六十元与两百元，只是数字，却折射了一段复杂的人生与一份清晰的政策。误会、战争、俘虏、改造、再出发，每一步都踩在时代节点上，也踩在个人抉择线上。范汉杰没有机会在家乡落叶归根，但他曾说：“能把握住后半程，就没白活。”话不长，却足够作为注脚，留给后来者自行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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