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夜里十点，北平城门还未完全向人民解放军敞开，东四的一间小屋却亮着油灯。窗外寒风呼啸，屋内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被放进了彭真的文件袋。信纸很薄，字却写得横平竖直，最后一句格外扎眼：“如果新政权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吃穿，天下仍旧不会太平。”放下信，彭真对秘书王汉斌说：“记住它，日后要用到。”
两天后，傅作义部队正式交出北平。2月3日的入城式，雪还没融化。解放军绕行东交民巷时，列强使馆紧闭大门，街边百姓挥舞棉帽，有人笑着嚷：“这回咱也能挺直腰板了！”箭楼上，叶剑英问彭真办公地点，彭真指了指使馆区，语气轻快：“就那里，让帝国主义看见谁才是主人。”
接管工作紧锣密鼓。夜里十点开会，早晨五点散会已成常态。公安局、粮食局、煤炭局先后挂牌，然而暗流不止。2月中旬，城区接连停电三次，张荫梧等人以“同乡会”为名秘密集结。早有线人将名单送到市公安局，短短一周，九名骨干被扣押，三挺机枪、二百余支步枪尽数收缴。彭真批示：“北平不容黑枪，先封仓库，再查账本。”
市面另一头却是民生难题。冬储煤紧张，面粉价格一日三跳。华北人民政府调来救急粮，仍难平百姓的焦躁情绪。一位卖烧饼的大娘抱怨：“解放军好是好，可面贵了，咋办？”这些声音被地下党员原原本本写进信中，夹在报纸里送达市委。
3月上旬，北平开始筹备各界代表大会。名单一连打出三张，头一张是工人代表，第二张是商人、作家、教授，第三张则是手艺人、车夫、佣工。叶剑英拿到名单，半开玩笑：“这队伍剪不断，像长街一样。”彭真回答：“街再长，总得一步一步走。”
3月下旬的一天，颐和园昆明湖初化。游船上摆满苹果、核桃、点心。彭真请来吴晗、梁思成、老舍、严镜清等人，直言不讳：“北平需要你们，不是当摆设，是当管事的。”老舍摆手自嘲：“书生治城？怕误事。”彭真笑：“怕什么？治城靠的是脑子和胆子。”
4月6日上午，北平各界代表大会在国民会议堂开幕。会场坐满近千人，空气中混杂着新刷油漆味。开幕致辞后，代表席静得出奇。坐在第三排的老舍暗暗着急，小声劝邻座老者发言，可对方只是低头捻胡子。
正僵着，会场侧门忽地推开。毛主席健步而入，身着灰呢长袍，没有任何先兆，却带来热潮。掌声落定，主席取出一封早已折痕累累的信：“我先念一段。”他嗓音不高，但掷地有声：“得民心者得天下，然而物价依旧高涨，税赋并未减少，百姓生活甚艰。毛泽东若坐稳龙廷，却不顾民瘼，岂非本末倒置？”话音刚落，台下一片嗡嗡，有人甚至皱眉。老舍低声道：“这可太冲。”
毛主席摆手：“写得好，有胆识。只是——”他轻轻拍了拍身下木椅，“龙廷谈不上，我跟大家一样都坐板凳。”随后抬头询问：“物价怎么降？税收怎么调？今天就请诸位开口。”一句话，把沉闷气氛点燃。工人代表先举手：“运煤车得优先入城，不然煤价下不来。”接着商人代表补充：“存货税减半，市场就松动。”梁思成趁机提出古建保护意见，严镜清提醒注意春季传染病防范。发言此起彼伏，会务人员忙到满头大汗。
大会持续三天，最终通过七项决议：平抑物价、减轻税负、整顿治安、接管公用事业、清理仓储、保护文物、筹备人民代表普选。文件很厚，字字对准百姓“锅碗瓢盆”。结束时，毛主席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俯身对彭真轻声道：“信里的疑问得常有人提，别嫌烦。”彭真点头应下。
随后几个月，北平粮价稳，煤价跌，夜里灯火连成片。“北平模式”经华北局推广至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城。每当有人问起那封点燃会场的信，彭真总说：“它提醒我们，天下最难得的是敢说真话的百姓。”
那张单薄的信纸，如今静静躺在北京市档案馆，纸角微泛黄，但上面的墨迹依旧清晰。它写下的，不止是一个错误的“龙廷”比喻，更写下了新政权对百姓心声的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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