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骄阳尚盛，八一大楼里却透着庄重的凉意。授衔典礼刚结束，身着崭新将装的李治站在人群一角，肩头两颗金星静静发光。周总理下台阶时远远看见他，脚步一顿，快走几步握住那双略显粗糙的手：“你的军衔还是低了些。”简短一句，令在场军官瞬时安静。李治微微欠身，只回了七个字：“有饭吃就够了。”轻描淡写，却把几十年风雨尽数掩去。
追溯李治与周恩来的缘分，要回到1935年春的云南扎西。长征队伍一再折返，山道泥泞，伤病缠身，周恩来高烧不退，已无法坐起。几名医护连夜会诊，无果。李治挤进帐篷，用简陋针管为总理做穿刺，脓液溢出的一刻，周围人倒吸冷气。三日后，周恩来奇迹般转危为安。撤营时，他对李治低声说了句：“命是你捡回来的。”此话后来鲜少人知，却烙在两人心底。
时间再往前推五年。1930年秋，李治还是张辉瓒部下一名军医，随部队围攻湘赣苏区。战斗失利后，他与一批官兵被红军俘获。看守没有辱骂，反而递上热水和干粮，还请他帮忙救治双方伤员。那晚，他写下三行字：“为病者，不问阵营。今后从医，只认良知。”翌日，他留下医药箱，留下姓氏，走进红二师序列。
江西永新的乡音，让李治和毛泽东初见便颇有亲切。毛泽东调侃：“永新人多出好木匠，你却拿着手术刀。”一笑之间，信任搭起。之后数年，李治在战地医院、行军路口、临时产房来回穿梭，日均手术三四例，几乎不曾歇脚。黔北一次轰炸，他为贺子珍取出多枚弹片，忙到手指都在颤，却仍坚持缝合最后一道创口。
长征结束后，延安窑洞的灯光昏黄。李治把毛泽东送来的一张纸条压在医书首页——“李治同志不能死！毛泽东”。纸条只有七个字，却成了支撑他熬夜研制简易消毒液的动力。物资短缺的年代，他用烧瓶、试管、纱布配制出替代药剂，救活数百名脓毒症战士。有人戏称他“赤脚金刚”，他摆手笑道：“药酒灌下去，神仙也没这本事。”
1949年建国，李治受命整顿华东军区医院。设备匮乏到极致，连一台合格的X光机都凑不出。他一路跑到北京，怀里夹着申请书，还带着配枪。中南海门口警卫拦下他，他只说一句：“归队时借的，还没来得及上交。”毛泽东闻讯淡淡一句：“叫他进来吧，带刀也无妨。”屋里气氛瞬间轻松。周总理见状打趣：“刘伯承让你来的？”李治点头。周恩来当即批示，将原计划三千万旧币拨款改为三亿。医疗器材装车南下的那天，他倚在车门，看尘土漫天，长舒一口气。
授衔评定时，不少同事私下替李治鸣不平。论资历，少将确实寒碜；论功劳，几位大将都称他“半条命是李治给的”。然而档案袋密密麻麻的病历、手术报告，他从未主动提交。“治病救人，本就不该拿来谈价码。”这是他一贯态度。
1955年那个下午，周恩来仍觉得歉意。典礼后，他把李治叫到办公室，拿出刚翻完的审批表，眉头微蹙。对面那位老医生却把军帽夹在腋下，说起家中破羊皮褥子，“长征时垫过的，还能盖，没必要换”。周恩来愣了两秒，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所有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此后岁月，李治担任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主持编写《战伤救护纲要》《高原环境医学概要》，却始终住在旧仓库改的平房。家人劝他换新家，他笑答：“房子不治病，人治病。”小儿子服役西藏，因高寒想调回内地，他回信十五字：“别人能扛，你也得扛，别来求我。”部队领导见信直叹：老一辈就是老一辈。
1989年2月，301医院灯光守到破晓，李治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在那枚发黄的纸条旁发现一份未公开的手术笔记：记录的是1935年为周恩来诊治肝脓肿全过程，开篇仅一句——“医者，当尽心，无需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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