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在凌晨两点十七分响起时，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儿子在卧室里翻了个身，我按住丈夫冯向东的手臂，他手心全是冷汗。
透过猫眼，楼道感应灯映出三个身影，最前面那人我认识，市纪委的沈明达。
开门时我甚至对他点了点头，仿佛等候多时。
他们说话很客气，但“配合调查”四个字像冰锥刺进深夜的寂静。
向东回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儿子穿着睡衣站在卧室门口，揉着眼睛问爸爸去哪，我说爸爸去加个班。
门关上后，整栋楼的声控灯次第熄灭，只有我们家客厅的灯还亮着。
邻居的窗帘轻轻动了一下，又迅速合拢。
我哄儿子重新睡下，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目光落在卧室五斗柜最下面那个抽屉。
那里锁着一本黑色软皮笔记本。
八年前买它时只花了九块五毛钱，如今里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哭会闹会崩溃，单位同事连安慰的词都准备好了，可我只是平静地送孩子上学，买菜做饭，仿佛丈夫只是出差去了。
直到纪委副书记沈明达第三次找我谈话，暗示调查陷入僵局时，我才从包里掏出那本已经卷边的笔记本。
“沈书记，”我的声音在会议室里显得异常清晰，“这是我们家八年的流水账。”
沈明达翻开第一页时皱了下眉，但看到我用铅笔在某些数字旁做的标记后，他的眼神变了。
那些看似寻常的“礼金”“稿费”“咨询费”，在连续八年的时间轴上，呈现出一种精心设计的规律。
而这一切，始于八年前那个同样深沉的夜晚，当冯向东第一次提着两盒“茶叶”回家，眼神躲闪地说“朋友的心意”时，我就知道——有些东西开始腐烂了。
01
儿子睡着后，我坐在他床边看了很久。
六岁孩子的睫毛在睡梦中轻轻颤动，像受惊的蝴蝶。
我给他掖好被角，关上台灯，轻轻带上门。
客厅的挂钟指向三点二十，秒针走动的声音在深夜里被无限放大。
厨房水龙头有点漏水，滴答，滴答。
这毛病向东说了三次要修，总是忙，一拖就是半年。
现在不用急了，他有的是时间。
这念头冒出来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随即感到一阵寒意。
我没开大灯，只拧亮沙发旁的落地灯。
昏黄的光晕圈出小片温暖，外面是沉沉的黑暗。
手机屏幕亮了又灭，单位的微信群静悄悄的，但我知道明天不会这样平静。
起身走到卧室，打开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
钥匙在针线盒底层，摸出来时冰凉。
黑色笔记本躺在几件旧毛衣下面，拿出来时扬起细细的灰尘。
封皮已经磨损，边角卷起，侧边被胶带反复粘贴过。
我坐回沙发，没有立即翻开。
窗外的城市还在沉睡，偶尔有出租车驶过，车轮摩擦路面的声音由远及近又远去。
这个小区住的多是机关单位的，此刻不知道多少扇窗户后面，有人正透过窗帘缝隙看向我家。
他们想看什么？一个崩溃的妻子？一场深夜的哭闹？还是明天一早红肿着眼睛、步履蹒跚去买菜的可怜女人？
手指摩挲着笔记本封皮，粗糙的质感让人安心。
这是结婚第三年开始记的，当时向东刚提了科长，应酬多起来。
我说要记账，他笑我小市民心态，“咱们家又不缺钱”。
我没反驳，只是坚持记。
第一笔是2005年3月12日，儿子奶粉，238元。
那时字迹还很工整，一笔一划，日期、项目、金额、备注，像做财务报表。
后来字迹渐渐潦草，有时深夜等他回家，困得眼皮打架，还是要撑着记完当天开支才睡。
记着记着，就记了八年。
我轻轻翻开第一页，纸张已经泛黄。
那些数字跳进眼睛里，像一个个沉默的证人。
翻到中间某页时，我的手指停住了。
那一页右下角有个很小的铅笔标记，一个三角形。
那是2010年9月，向东第一次深夜提着“茶叶”回家。
当时他刚当上副处长不到三个月。
02
早晨六点半，闹钟准时响起。
我按掉闹钟，轻手轻脚起床洗漱。镜子里的女人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平静。用冷水扑了扑脸，涂了点口红。红色太扎眼，选了支豆沙色的。
儿子醒来时有些迷糊，坐在床上发呆。
“爸爸呢？”
“爸爸出差了，过几天回来。”我边给他穿衣服边说，声音自然而平稳，“今天幼儿园有美术课对吧？你答应老师要带水彩笔的。”
转移话题对六岁孩子很有效。他跳下床去找画笔，忘了追问爸爸去哪。我蹲在地上帮他整理书包，手指微微发抖，于是握紧拳头，再松开。
送孩子到幼儿园门口，蹲下来给他整了整衣领。
“妈妈下午准时来接你。”
“拉钩！”他伸出小手指。
我笑着勾住他的手指，“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看着他蹦蹦跳跳跑进教室，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我才慢慢直起身。
转身时看见隔壁班一个家长欲言又止的眼神。
我朝她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径直走向公交站。
早高峰的公交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被夹在中间，闻着各种早餐混杂的味道。
车厢电视里正播放本地新闻，主持人字正腔圆地念着廉政建设相关稿件。周围有人小声议论，我闭上眼假装休息。
单位在市政府对面那栋灰白色大楼里。我所在的档案科在七楼最西头，平时少有人来。电梯门打开时，走廊里几个同事正在说话，看见我，声音戛然而止。
“佳琪来了啊。”最先开口的是吕艳，她端着茶杯走过来，眼里的关切浓得化不开，“你还好吧？我们都听说了……”
“我挺好的。”我笑了笑，从包里掏出办公室钥匙，“谢谢关心。”
“哎呀，这种事摊谁身上都难受。”吕艳跟着我走进办公室，“你说冯局那么好的人，肯定是误会。不过你也别太担心，组织上会查清楚的。”
我打开电脑，把包放进抽屉，“嗯，我相信组织。”
吕艳靠在办公桌边沿，压低声音：“我听说昨晚去了三辆车呢，阵仗挺大。沈书记亲自带队，这规格……是不是问题挺严重啊？”
“我不清楚具体情况。”我打开文件夹，开始整理昨天的归档材料，“等调查结果吧。”
她还想说什么，科长推门进来了。
“都围这儿干嘛？不用工作了？”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姐，平时最烦八卦，“佳琪，那份2013年的规划档案找到没？规划局催了。”
“找到了，这就给您。”我从文件柜里取出厚厚一摞。
吕艳讪讪地走了。科长接过档案，看了我一眼，声音缓和下来：“要是家里有事，可以请假。”
“不用，谢谢科长。”我说，“工作能让我分分心。”
科长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办公室里只剩下翻动纸张的声音和键盘敲击声。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开始泛黄，秋天真的要来了。
我打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除了办公用品，还有一本和家里那本一模一样的黑色笔记本。
这是副本，每周我会把家里的账目誊抄过来。
两本对照，确保没有遗漏。
翻开到最新一页，昨天那栏还空着。
我拿起笔，犹豫了一下，写下：9月17日，日常开支，待补记。
03
午饭时我没去食堂。
从抽屉里拿出早上买的面包，就着白开水慢慢吃。办公室其他人都下去了，整层楼很安静。手机震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微信。
“琪琪，向东的事我听说了。晚上我带菜过去，给你和宝宝做饭。”
我回复：“不用了妈，我没事。您血压高别来回跑。”
消息刚发出去，电话就来了。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是电视戏曲节目：“真没事？你别硬撑。要不要我过去住几天？孩子总得有人接……”
“真不用。”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才一天而已，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您别担心，也别到处打听，对向东影响不好。”
母亲叹了口气，“你啊，从小就这脾气，什么事都憋心里。”她又叮嘱了几句才挂电话。
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自动熄灭。
走廊传来脚步声和说笑声，同事们吃完饭回来了。吕艳的声音最响，在说孩子补习班的事。经过我办公室时，她特意探头看了一眼。
“佳琪你没去吃饭啊？光吃面包怎么行。”
“不太饿。”我朝她笑笑。
她走进来，手里拎着个苹果，“给，食堂发的。你脸色不好，得多补充维生素。”把苹果放在桌上，她拉过椅子坐下，摆出长谈的架势。
“说真的，咱们这么多年同事，你有什么难处别自己扛。”吕艳身体前倾，“纪委那边有认识人没？要不要我帮你问问进展？”
“不用了，按规定来就好。”
“你这人就是太老实。”吕艳摇头，“现在这世道，没人脉哪行。我家老陈在检察院有同学，要不……”
“真不用。”我打断她，语气依然温和，“谢谢艳姐，但我相信组织会公正处理的。”
吕艳看了我几秒，眼神复杂。那里面有同情，有好奇，或许还有一丝失望——她没看到预想中的崩溃或求助。
“行吧，你有需要随时开口。”她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对了，明天局里组织的读书会，你还去吗？”
“去啊，为什么不去？”
她愣了愣，“哦，好，那明天见。”
门轻轻关上。我拿起那个苹果，红彤彤的，表皮光滑。看了很久，最终把它放进抽屉，和那本副本账本放在一起。
下午的工作很琐碎，核对档案编号，录入系统，装订成册。机械性的劳动让人平静，时间过得很快。四点半，我准时关电脑，收拾东西准备接孩子。
电梯里遇到几个其他科室的人，大家都默契地没提昨晚的事，只是寻常寒暄。走出大楼时，夕阳正好，把整条街染成金色。
幼儿园门口已经聚了不少家长。我站在往常的位置，有个相熟的妈妈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佳琪，听说冯局他……”
“配合调查，很快会有结果的。”我微笑着说。
对方显然没想到我这么平静，准备好的安慰话卡在喉咙里。正好放学铃响了，孩子们像小鸟一样涌出来。儿子看见我，飞奔过来扑进怀里。
“妈妈！我今天画了大象！”
“真棒，回家给妈妈看看。”
牵着他的手往家走，路上买了点青菜和肉。菜市场卖肉的张师傅多切了一小块排骨塞给我，“给孩子炖汤喝。”我没推辞，道了谢。
回到家，开门，开灯，换鞋。房子突然显得很大，每一个角落都静悄悄的。儿子跑去看电视，我系上围裙进厨房。
淘米，洗菜，切肉。水声，刀声，油锅爆炒声。这些熟悉的声音填满空间，让人感到踏实。吃饭时儿子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周末吧。
“那爸爸能带我去动物园吗？他答应我的。”
“等爸爸回来，我们一起去。”
晚饭后陪儿子画画，洗澡，讲故事。九点整，他睡着了。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终于拿出那本黑色笔记本。
翻到最新那页，补记昨天的开支。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写到最后一项时，我停顿了很久。
最终还是写下：9月16日，其他收入，0。
而在旁边，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问号。
04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
出门前特意选了件浅灰色西装外套，配白色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干练从容，除了眼底淡淡的青色，看不出任何异常。
公交车上人依然很多。
我抓住扶手，看着窗外掠过的街道。
经过住建局大楼时，心里紧了一下，但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栋楼里有向东的办公室，现在大概已经被查封了。
单位电梯里遇见沈明达。
他显然也有些意外，朝我点点头，“蔡同志上班？”
“嗯，沈书记早。”我平静地回应。
电梯里还有其他人，大家都装作没听见这简短的对话。七楼到了，我走出去，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到办公室坐下，泡了杯茶，开始一天的工作。
十点左右，科长过来说：“佳琪，下午的读书会你真要去？要不我帮你请个假。”
“不用请假，我想去。”我整理着桌上的文件，“读书会一个月才一次，缺席可惜了。”
科长欲言又止，最终拍拍我的肩，“那行，有什么事随时说。”
读书会是局里工会组织的，每个月一次，在职工书屋。
参加的多是女同事，读读书，聊聊天，算是繁忙工作里的一点调剂。
我几乎每次都去，喜欢那种安静的氛围。
下午三点，我准时走进书屋。长桌旁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吕艳也在。看见我，她眼睛睁大了些。
“佳琪你真来了啊。”她挪了挪位置，给我空出椅子。
“说好要来的。”我坐下，从包里拿出这期要讨论的书，《平凡的世界》。
主持人还没到，大家闲聊着。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最近的热播剧，又悄悄滑向某些八卦。我能感觉到，有几道视线时不时落在我身上。
“佳琪，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对面一位年长的同事问，大概是想把话题引开。
“重读《红楼梦》，每次看都有新体会。”我微笑着说。
“哦？这次读到哪了？”
“刚读到探春理家那段。”我翻开手里的书，“她说的好，‘这么大的家族，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书屋忽然安静了几秒。
吕艳干笑两声，“这书是深刻哈。”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气氛有些微妙。好在主持人这时进来了，读书会正式开始。
大家轮流分享阅读心得，我认真听着，偶尔做笔记。轮到我时，我谈了谈对孙少安这个人物的理解，讲他如何在困境中坚守，语气平缓自然。
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散会时，吕艳和我一起走出来。
“佳琪，说真的，我挺佩服你。”在走廊里，她突然说，“要是我家老陈出这种事，我早垮了。”
“事情还没定性，没必要自己吓自己。”我按了下行电梯按钮。
“也是，也是。”她点点头，又压低声音，“不过你听说了吗？好像不止向东一个人，牵出一串呢。司机、还有下面几个科长……”
电梯门开了，里面有人，我们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回到办公室，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我打开电脑，却没什么心思工作。
脑海里反复回响吕艳刚才的话。
司机。彭涛。
那个总是一脸憨厚笑容的中年男人，给向东开了六年车。逢年过节会送些土特产，说老家带来的，不值钱。向东推辞几次，后来也就收了。
我记得账本上，每次彭涛“送东西”后，都会有一笔不大不小的“其他收入”。
最初是五百，后来是一千，最多的一次三千。
备注写的是“彭师傅的心意折现”。
当时问向东，他说是彭涛家里困难，他帮过忙，对方非要表示感谢。我信了，但还是在账本上记下，用铅笔做了标记。
现在想来，那些数字出现的频率和时机，似乎和某些项目审批的时间点有某种对应关系。
抽屉里的副本账本仿佛在发烫。
我深吸一口气，关上电脑。该接孩子了。
幼儿园门口，儿子今天不太高兴。问了才知道，班上有小朋友说“你爸爸被警察抓走了”。老师已经批评了那个孩子，但伤害已经造成。
“妈妈，爸爸真的是坏人吗？”回家的路上，他仰着脸问，眼睛里噙着泪。
我蹲下来，平视他的眼睛，“爸爸是不是坏人，要等调查结果。但不管爸爸做了什么，他都爱你，妈妈也爱你。明白吗？”
他似懂非懂地点头。我抱住他小小的身体，闻到他头发上淡淡的奶香。这个瞬间，我突然很感激自己这八年来近乎偏执的记录。
那些数字或许冰冷，但至少能告诉孩子一个确切的真相——无论那真相多么残酷，都比流言和猜测要好。
晚饭后，儿子睡着。我再次翻开黑色笔记本，找到所有与彭涛相关的记录。一共二十三笔，时间跨度五年三个月，总金额四万七千五百元。
每一笔旁边，都有那个小小的铅笔三角形。
05
周末两天过得异常平静。
我带儿子去公园，去图书馆，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母亲还是来了，提着一保温壶的排骨汤，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但她在我面前强撑着笑容。
“宝宝，外婆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好！”儿子扑进她怀里。
我进厨房热汤，听见客厅里母亲温柔的声音。她讲的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关于诚实和勇气。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热气模糊了玻璃窗。
周日晚上，母亲要走时拉住我的手。
“琪琪，妈知道你心里苦。”她声音哽咽，“但日子总得过下去，为了孩子也得挺住。”
“我知道，妈。”我握紧她粗糙的手，“我真的没事。”
送走母亲，哄儿子睡下，我终于有时间仔细梳理账本。
把笔记本摊在餐桌上，旁边放着一沓白纸和计算器。
台灯的光圈笼罩着泛黄的纸页，上面的字迹从工整到潦草，记录着这个家庭八年的点滴。
最开始确实只是普通家庭记账。
2005年3月，奶粉238元。4月，尿不湿156元。5月，向东升职请同事吃饭，380元。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备注里甚至记了聚餐有哪些人。
转折点在2008年底。
向东从科长提副处长，应酬突然多起来。
账本上开始频繁出现“礼金”项目，最初是二百、三百，后来是五百、一千。
备注写的是“同事结婚”“老人生病”“孩子满月”。
我问过这些钱，向东总说：“人情往来，没办法。今天我随出去，明天咱家有事人家也会还回来。”
但账本上，收的礼金和随出去的份子钱，渐渐不平衡了。
收的多，出的少。
差额部分，向东说是“稿费”“咨询费”“讲课费”。
他在大学兼过课，偶尔也给行业刊物写文章，这些理由听起来合理。
直到2010年9月那个夜晚。
他凌晨一点才回家，手里提着两盒包装精美的茶叶。“朋友给的，明前龙井，你尝尝。”他说话时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没拆穿，只是第二天在账本上记下：9月13日，茶叶两盒（未拆）。在旁边用铅笔轻轻画了个三角形标记。
那是第一个标记。
从那以后，类似的“礼物”渐渐多起来。烟酒、购物卡、保健品，甚至有一次是一张美容院的年卡，面值五千。每次我都记下，做标记，但从不追问。
向东大概以为我不知道。
或者他知道我知道，但我们默契地谁也不说破。
婚姻变成一场沉默的表演，我们在孩子面前扮演恩爱夫妻，在朋友面前扮演模范家庭。
只有深夜，当我翻开账本记录时，才直面那些不断增加的铅笔三角形。它们像一个个伤口，在纸页上悄悄溃烂。
2013年向东提副局长后，情况变了。
直接送东西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隐蔽的方式。
账本上开始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收入”：某次向东说帮朋友写了份项目建议书，收到三千“润笔费”；某次说参加评审会，有一千八“评审费”；某次说给企业做了次培训，五千“课酬”。
这些钱数额不大，频率也不高，分散在正常工资收入中，毫不显眼。如果不是连续八年记录，根本看不出规律。
我拿起计算器，把所有这些带有标记的收入加在一起。
数字跳出来时，我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因为这数额有多大——八年总计二十四万七千六百元，平均每年三万多，对于副局长来说不算惊人——而是因为它的持续性。
这不是一时糊涂，是长达八年的、持续不断的越界。
更让我心寒的是记录里的细节。
有些日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儿子发烧住院我独自守夜的晚上，向东说在开会，但账本显示那天有一笔“咨询费”入账；那是我母亲做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说出差赶不回来，而那天有笔“稿费”。
我把脸埋进手里，肩膀微微颤抖。但没哭出声，只是深呼吸，一次，两次，直到情绪平复。
台灯的光静静地照着那些数字。
它们沉默地躺在纸页上，却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
这八年来，我用最笨拙的方式，一点一点收集着证据——不是为告发谁，只是为了有一天，当一切崩塌时，能知道究竟塌了多少。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远处有狗叫。夜很深了，整栋楼只有我家还亮着灯。我合上笔记本，锁回抽屉。
钥匙转动时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又很快消散。就像这些年我心里的某些东西，碎了，但碎得悄无声息。
06
周一上班，沈明达的秘书打来电话。
“蔡佳琪同志吗？沈书记想请您下午两点来纪委谈话室一趟，了解一些情况。”
“好的，我准时到。”我声音平静。
挂掉电话，继续整理档案。中午没去食堂，在办公室吃了昨天剩下的面包。一点五十，我对着卫生间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领，走向纪委所在的办公楼。
谈话室在三楼，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窗户开得很高，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沈明达已经在里面了，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记录员。
“蔡同志，请坐。”沈明达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他推过来一杯水，“别紧张，就是常规了解情况。”
“谢谢沈书记，我不紧张。”
沈明达翻开面前的文件夹，看了片刻，“冯向东同志被带走调查已经五天了。这期间，他承认了一些问题，但也坚持说有些款项是正常人情往来、劳务报酬。调查现在遇到一些困难。”
我安静地听着，没接话。
“作为家属，你了解冯向东的经济情况吗？”沈明达问，“比如，除了工资，他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他在大学兼过课，也写过文章，有一些稿费和讲课费。”我说。
“具体数额清楚吗？”
“不太清楚，他的钱自己管。”
这是实话。
从结婚起，向东就坚持各管各的钱，家里大件开支他出，日常开销我负责。
他说这样避免矛盾，我也乐得轻松。
现在想来，或许从一开始，他就为今天做了准备。
沈明达点点头，手指轻敲桌面，“蔡同志，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艰难。但冯向东的问题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如果你知道什么，希望你能如实向组织反映。”
谈话室里很安静，能听见记录员写字的沙沙声。阳光从高窗移过来，落在我手背上，暖洋洋的。我盯着那片光斑，看了很久。
“沈书记，”我缓缓开口，“我家里有一本记账本。”
沈明达抬起头，“记账本？”
“嗯，记了八年，从2005年到现在，家里的每一笔开支和收入。”我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异常清晰，“里面可能有些你们需要的东西。”
沈明达和记录员对视一眼。
“什么样的东西？”他问。
“我也说不清楚，”我实话实说，“但里面有些收入，我始终对不上来源。我用铅笔做了标记，一共十七处。”
沈明达身体前倾，“账本现在在哪里？”
“在家，锁在抽屉里。”我说，“如果需要，我可以现在去取。”
沈明达沉吟片刻，“这样，我让小刘开车送你回去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暂时保管这本账本。”
“可以。”我站起身，“我现在就去拿。”
女记录员小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开车时很沉默。路上等红灯时，她突然说：“蔡姐，你真的很冷静。”
我看向窗外，“不然呢？哭闹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她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说完。
到家门口，我掏钥匙开门。屋里静悄悄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我径直走进卧室，打开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
黑色笔记本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拿出来时，封皮上的灰尘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八年了，它记录了这个家庭所有的柴米油盐，也记录了一个女人日益加深的恐惧。
锁上门，回到车上。小刘看了眼我手里的本子，没说话，发动了车子。
回到纪委谈话室，沈明达还在等。我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推到他对面。
“就是这个。”
沈明达翻开第一页，眉头微皱。前几页都是奶粉尿布之类的日常开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他快速翻到中间，看到那些铅笔标记时，动作慢了下来。
“这些三角形是什么意思？”他指着其中一个标记问。
“是我觉得有疑问的收入。”我平静地说，“这些钱，向东说是稿费、讲课费、咨询费，但我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
“因为频率和时机。”我翻开其中一页，“比如这里，2012年5月8日，收入三千，备注‘项目建议书润笔’。那段时间向东正在负责老城区改造项目的审批。”
我又翻了几页，“还有这里，2014年11月23日，收入五千，备注‘企业培训课酬’。当时他刚带队检查完一批建筑企业的安全资质。”
沈明达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他招手让记录员过来，“把这几页拍下来。”
拍照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咔嚓，咔嚓。我坐在对面，看着自己的字迹被一页页记录。那些曾经只属于我的秘密，现在要公之于众了。
拍完照，沈明达合上笔记本，郑重地说：“蔡佳琪同志，感谢你向组织提供重要线索。这本账本我们需要暂时扣留，作为调查材料。”
“可以。”我说，“不过我有个请求。”
“你说。”
“如果可以的话，调查结束后，请把账本还给我。”我看着他的眼睛，“它记录的不只是数字，还有我八年的生活。”
沈明达沉默片刻，点点头，“我尽量。”
谈话结束了。小刘送我回单位，路上我们依然沉默。在办公楼前下车时，我说了声谢谢。她突然说：“蔡姐，你会恨冯局长吗？”
我站在车边，想了想，说：“不知道。恨也需要力气，我现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恨谁。”
说完，转身走进大楼。下午的阳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印在台阶上。
07
账本交上去的第三天，沈明达又来找我。
这次谈话地点在他的办公室。他给我泡了茶，态度比之前温和许多。“蔡同志，你那本账本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端起茶杯，没说话。
“我们核对了账本上十七处标记的收入，发现其中十二笔，和冯向东经手的项目审批时间高度吻合。”沈明达打开一份文件，“更重要的是，这些钱的支付方，都指向同一批企业。”
“是通过彭涛吗？”我问。
沈明达愣了一下，“你知道彭涛？”
“他是向东的司机，跟了六年。”我喝了口茶，茶水有点烫，“账本里有二十三笔记录和彭涛有关，都是他‘送土特产’之后，会有笔现金收入。”
沈明达深深看了我一眼，“你记了八年，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这个问题我预料到了。
“因为之前我一直在说服自己，这些只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我放下茶杯，“直到那天晚上你们把他带走，我才不得不承认，有些事终究瞒不过去。”
“你早就怀疑了？”
“从2010年他第一次深夜提着茶叶回家，我就知道了。”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但我没有证据，只有这些数字。而且……而且我总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是自己多心。”
沈明达叹了口气，“你为什么不早点问他？”
“问过，每次他都有理由。”我苦笑，“稿费、讲课费、咨询费，听起来都合理。而且数额都不大，最大的单笔也就五千，分散在八年里，平均到每个月也就两千多。”
“这正是高明之处。”沈明达说，“小额多次，刻意规避监管红线。如果不是你这本连续八年的记录，单看任何一笔，都很难定性。”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梧桐叶子在秋风里摇摆，有几片已经黄了。
“彭涛昨天被我们请来谈话了。”沈明达突然说，“他很配合，交代了不少问题。根据他的说法，冯向东从不直接收钱，都是通过他转交。每次金额控制在五千以下，名义是‘感谢费’‘咨询费’。”
我想起那个总是一脸憨厚笑容的司机。
每次来家里都拎着东西，说“老家的土特产，不值钱”。
向东推辞，他就说“冯局您帮了那么大忙，这点心意再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表演得真好。我们都在表演。
“蔡同志，我们需要你协助核对一些细节。”沈明达拿出几张打印纸，“这是根据你的账本整理出的时间线，你看看有没有错漏。”
我接过那些纸，上面密密麻麻列着日期、金额、备注。
从2010年9月13日第一笔标记收入开始，到今年9月15日最后一笔。
八年，十七处标记，总金额二十四万七千六百元。
看着那些数字，我突然感到一阵窒息。
不是因为这数额，而是因为这漫长的、持续八年的过程。
每一天，我记录着，怀疑着，恐惧着，却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都对的。”我把纸还回去，声音有些哑。
沈明达收好文件，“还有个情况要告诉你。冯向东知道账本的事后，情绪很激动。他要求见你。”
我抬起头，“现在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沈明达说，“有些话，你们当面说清楚也好。”
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办公室里的光线暗下来。最终，我点了点头。
“好，我见他。”
08
见面的地方是纪委指定的谈话室，和上次那间差不多。
我进去时，冯向东已经坐在里面了。
五天不见，他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身上的西装皱巴巴的。
看见我，他的眼神复杂，有愤怒，有羞愧，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你来了。”他的声音沙哑。
我在他对面坐下，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沈明达和记录员坐在旁边，但冯向东的眼睛一直盯着我。
“为什么要记那个账本？”他问，声音里压着怒气，“记了八年，你一直在监视我？”
“不是监视，是记录。”我平静地说，“普通家庭记账而已。”
“普通家庭记账？”他冷笑，“用铅笔做标记？记得那么详细？蔡佳琪，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我想了想，实话实说：“从2010年9月13日，你凌晨一点提着两盒茶叶回家，说朋友送的。你看我的眼神在躲闪。”
冯向东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我连具体日期都记得。
“就因为这个？”
“不止。”我说，“后来类似的‘礼物’越来越多。烟酒、购物卡、美容卡……每次你都有理由，但我不是傻子。”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他的声音高起来，“为什么不早点制止我？非要等我走到这一步，拿出那个破本子来当证据？”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累。这个男人，我的丈夫，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说过的，不止一次。”我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我问过那些钱哪来的，你说稿费、讲课费。我问那些东西谁送的，你说朋友的心意。每次你都说得天衣无缝，我要怎么制止？撕破脸大吵一架吗？”
冯向东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而且我有孩子。”我继续说，“我不想让他看见父母吵架，不想让这个家散了。所以我选择记下来，每一个数字，每一处疑点。我想，也许有一天你会自己停下来，也许是我多心了。”
我顿了顿，“但我错了。你没停，那些‘礼物’和‘收入’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到后来，我已经不敢细想了。”
谈话室里只有记录员写字的沙沙声。冯向东低下头，双手插进头发里。
“彭涛都交代了。”许久，他哑声说，“那些钱，大部分是他转交的。企业不敢直接送，就通过他，每次三五千，说是‘感谢费’‘咨询费’。我觉得数额不大，就……就收了。”
“不止彭涛吧。”我说，“账本上还有五笔，和彭涛没关系。”
冯向东身体一僵。
“那是我自己收的。”他声音低得像耳语，“两次是过年，企业老板来拜年，塞的红包。三次是项目审批后，对方说‘一点心意’。金额都不大，我就……”
“就收下了。”我替他说完。
他点点头，肩膀垮下来。那个总是意气风发的冯副局长不见了，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只是一个疲惫、苍老、满脸悔恨的男人。
“佳琪，”他突然抬起头，眼睛红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但那个账本……你记了八年，是不是早就准备着这一天？准备着把我送进去？”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扎进我心里。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想把你送进去，不会等八年。账本我留着，不是为举报你，是为给自己一个交代。我要知道，这些年我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谎言里。”
眼泪终于掉下来，但我没去擦，“冯向东，你问我为什么不早制止你。那我问你，如果八年前，你第一次收那两盒茶叶时，我跟你大吵一架，把茶叶扔出去，你会停吗？”
他沉默了。
“你不会。”我替他回答，“你会觉得我不懂事，不给面子，小题大做。然后下次你会更隐蔽，更小心，但不会停。因为从你收下第一份不该收的东西开始，就已经走上这条路了。”
沈明达轻咳一声，“冯向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冯向东看着我，看了很久。他的眼神从愤怒到困惑，最后变成一种近乎绝望的平静。
“没有了。”他说，“账本上的都是真的。我认。”
记录员把笔录推到他面前。他拿起笔，手在抖，但还是签下了名字。放下笔时，他问沈明达：“我能和我妻子单独说几句话吗？”
沈明达看向我。我点点头。
他们出去了，谈话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冯向东隔着桌子看着我，突然说：“儿子……儿子还好吗？”
“还好，就是总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你怎么说？”
“我说你出差了。”
他苦笑，“还能瞒多久呢？”
“能瞒多久是多久。”我说，“他还小，有些事不需要知道得太清楚。”
冯向东点点头，又沉默了一会儿。“佳琪，如果……如果我还有出来的那天，你……你还愿意……”
“别问这种问题。”我打断他，“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
他眼里的光暗下去，“是啊，没有意义。”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你知道吗，我最后悔的不是收那些钱，是每一次你问我的时候，我都选择了说谎。一次又一次，把你推得越来越远。”
我没说话。
“那个账本，”他转回身，眼睛里有泪，“你记了八年。这八年，你每次翻开它，每次记下一笔，心里都在想什么？”
我想了想，诚实地说：“最开始是困惑，后来是害怕，再后来……是麻木。就像看着一栋房子慢慢被白蚁蛀空，你知道它迟早会塌，但不知道是哪一天。”
“所以你早就等着它塌了？”
“不。”我摇摇头，“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是自己多心，希望房子是坚固的。但我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它真的塌了，我和孩子不能埋在废墟里。”
冯向东闭上眼睛，两行泪流下来。他哭得很安静，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微微颤抖。
门外传来敲门声，时间到了。
我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听见他说：“对不起，佳琪。”
我没回头，只是轻轻说：“好好配合调查，为了孩子。”
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很长，灯光很亮，我的影子拖在地上，笔直地向前延伸。
09
从那天起，我不再去纪委。
沈明达偶尔会打电话来，告知调查进展。彭涛的证词很关键，牵出了七八家企业，都是向东分管领域里的。金额都不大，但累积起来也够量刑标准了。
账本成了最重要的物证。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在办案人员眼里，是一张清晰的行贿受贿网络图。每一笔标记收入，都能对应到某个项目、某个审批环节。
我照常上班，接孩子，做饭。
单位里关于我的议论渐渐少了，不是大家不关心了，而是习惯了。
习惯了看到一个平静如常的蔡佳琪，就像习惯每天太阳东升西落。
吕艳不再打探消息，反而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我。
有时在走廊遇见，她会匆匆点个头就走。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一个能默默记录丈夫八年账目、关键时刻交出证据的女人，太可怕，太不可测。
我不在乎。这些年我在乎的太多，现在只想在乎该在乎的。
母亲每周来两次，帮我接送孩子，做顿饭。她从来不问调查的事，只是絮絮叨叨说些家常。有次她炖了鸡汤，看着我喝，突然说：“琪琪，你瘦了。”
“没有，体重没变。”
“心里瘦了。”母亲摸摸我的脸，“妈知道你心里苦，但别憋着。想哭就哭，想骂就骂，别总这么平静，妈看着心疼。”
我握住她的手，“妈，眼泪解决不了问题。日子还得过下去，我得为孩子撑住。”
母亲眼睛红了，转过头去擦眼泪。
十月底，沈明达正式通知我，案件调查结束，移送司法机关。
冯向东涉嫌受贿，金额二十四万余元，鉴于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可能会从轻处理，但刑期免不了。
“账本可以还给你了。”沈明达说，“我们做了复印件存档，原件你拿回去吧。”
再次见到那个黑色笔记本时，它被装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
封皮上的磨损还在，边角的胶带还在，但感觉不一样了。
它不再只是一个家庭记账本，而是一件证物。
我接过文件袋，说了声谢谢。
“蔡同志，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沈明达送我出来时，在走廊里停下脚步，“这八年，你一边记录一边生活，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很久。
“就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生活。”我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炸，但你知道它迟早会炸。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检查炸弹还在不在，然后假装它不存在，该吃饭吃饭，该上班上班。”
沈明达沉默片刻，“你很坚强。”
“不是坚强，是没得选。”我笑了笑，“女人很多时候都没得选。发现了问题，不能说，因为说了家就散了。不能问，因为问了就是不相信。只能看着，记着，等着。”
“现在等到了。”
“是啊，等到了。”我看向窗外，梧桐叶子已经黄了大半，“也好，总比一直等下去强。”
回到家，我把账本从文件袋里拿出来。它静静地躺在餐桌上，在夕阳里泛着柔和的光。儿子跑过来，好奇地问：“妈妈，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家的记账本。”
“记了什么呀？”
“记了宝宝从出生到现在，所有花的钱。”我翻开第一页，指着上面的字，“看，这是你第一次买奶粉，花了238元。”
儿子睁大眼睛，“这么贵呀！”
“是啊，所以宝宝要好好吃饭，不能浪费。”我笑着说。
他用力点头，跑去看电视了。我坐在餐桌旁，一页页翻着账本。那些熟悉的数字跳进眼睛里，唤起许多几乎遗忘的记忆。
这一笔是儿子第一次发烧住院的费用。
那一笔是家里冰箱坏了换新的。
还有这一笔，是结婚十周年，向东说带我去旅游，最后因为工作忙没去成，账本上记的是“旅游基金（未使用）”。
翻到最后一页，最新记录是昨天。买菜42.5元，儿子文具18元，公交卡充值50元。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开支。
我在空白处停顿了很久，最终拿起笔，写下今天的日期，然后是新的一行：10月28日，生活继续。
字迹工整，像八年前刚开始记账时那样。
合上账本，锁回抽屉。钥匙转动时，发出熟悉的“咔哒”声。这一次，声音里没有了恐惧，只有一种沉重的平静。
晚饭后陪儿子画画，他画了一栋房子，三个人。“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他用蜡笔仔细涂色，把每个人的衣服都涂成鲜艳的颜色。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边画边问。
“要很久。”我摸摸他的头，“但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那爸爸回来还会爱我吗？”
“会的。”我抱住他，“爸爸永远爱你。”
他满意地继续画画。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但很快平复。该流的泪，这八年已经流完了。现在，我只想好好生活，为了孩子，也为自己。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下来，万家灯火次第亮起。
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故事。
有的幸福，有的艰难，有的像我们家一样，表面光鲜内里千疮百孔。
但日子总要过下去。
就像账本上的数字，无论昨天记了什么，今天总有新的一笔要记。那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未来的，一天一天来。
我起身去厨房洗碗，水声哗哗，温暖而踏实。
10
冬天来的时候，判决下来了。
冯向东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听到消息时我正在单位整理档案，手机震动，是沈明达发来的短信。
我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工作。
下班时在电梯里遇到吕艳，她小心翼翼地问：“佳琪，听说冯局的判决下来了？”
“嗯。”
“三年缓四年，还好，不用进去。”她观察着我的表情，“你……你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照常过。”电梯门开了，我走出去。
她在后面说：“那个……你要是想离婚，我认识个不错的律师……”
“谢谢，暂时不用。”我头也不回地说。
走出大楼，寒风扑面而来。我把围巾裹紧些，走向公交站。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白的天空。
回到家，儿子正在写作业。他上小学了，每天作业不少，但很认真。我放下包，进厨房做饭。切菜时，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母亲。
“琪琪，判决你知道了？”
“那你……”母亲犹豫着，“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我把青菜放进锅里，油锅刺啦一声，“该怎样就怎样。”
母亲叹了口气，“妈尊重你的选择。不管怎么样，妈都在。”
“我知道，谢谢妈。”
挂掉电话，继续做饭。青椒肉丝，西红柿鸡蛋汤，蒸了米饭。和儿子吃饭时，他问：“妈妈，爸爸是不是做错事了？”
我夹菜的手顿了顿，“是的。”
“那爸爸是坏人吗？”
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遍。现在终于可以回答：“爸爸做了坏事，但不一定是坏人。有时候好人也会做错事，重要的是能不能改正。”
儿子似懂非懂，“那爸爸会改正吗？”
“妈妈希望他会。”
他没再问，低头吃饭。
晚上帮他检查作业时，发现他写了篇小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
里面写：“我的爸爸很高，很忙，但会带我去动物园。爸爸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
我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眼睛突然湿了。但很快忍住，用红笔在作文后面批注：写得很好，继续努力。
周末带儿子去看冯向东。他在城郊一个社区矫正中心，每周要参加学习劳动。见面室很小，我们隔着一张桌子坐着。
他看起来比上次好些，胡子刮干净了，脸色也红润些。看见儿子，眼睛立刻亮了。
“宝宝长高了。”
“爸爸！”儿子想扑过去，被我轻轻拉住。
“坐下好好说话。”我说。
儿子乖乖坐下，开始叽叽喳喳说学校的事。冯向东认真听着，不时点头，问几句。他的目光偶尔扫过我，但我一直看着儿子。
时间快到时，冯向东说：“佳琪，谢谢你带他来。”
“应该的。”我看看表，“该走了。”
“等等。”他叫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盒子，“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下个月他生日，我可能见不到他。”
我接过盒子，没打开，“我会给他。”
“还有……”他犹豫着，“那个账本，你还留着吗？”
“留着。”
“能……能给我看看吗？”他问，“我想看看，这些年你到底记了什么。”
我想了想，“下次吧，今天没带。”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我们起身离开，儿子一步三回头。走出矫正中心，冷风一吹，儿子突然说：“妈妈，爸爸看起来好难过。”
“那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
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宝宝，有些事变了就回不去了。但我们还是家人，只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明白吗？”
他想了想，点点头。孩子其实比大人想象的更懂，只是他们不说。
回家的公交车上，儿子靠着我睡着了。我搂着他，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城市在冬天里显得萧索，但橱窗里已经摆出圣诞装饰，红红绿绿的，很热闹。
生活就是这样，无论个人遭遇什么，世界照样转动。
季节更替，节日来临，该热闹的热闹，该沉寂的沉寂。
而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在变动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一天天过下去。
晚上儿子睡后，我再次翻开那个黑色笔记本。
这一次，我从头到尾慢慢看。八年的时光浓缩在数字里，从新婚的甜蜜到孩子的出生，从日常琐碎到隐秘的恐惧，从完整的家到如今的破碎。
翻到最后一页，最新记录是今天：公交卡充值100元，儿子牛奶48元，买菜67.5元。
我在下面新起一行，想了想，写下：12月15日，人生如账，收支终需平衡。
然后合上本子，锁回抽屉。
钥匙转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很清晰。这声音我听了八年，从最初的随意到后来的沉重，再到现在的平静。就像一个仪式，记录着生活的变迁。
走到窗前，外面飘起了小雪。细细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晕里飞舞，轻轻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但我知道，只要一直下，总会积起来，把整个世界染白。
就像时间，一天一天，看似微不足道，但累积起来，就是八年，就是一生。
手机亮了，是母亲发来的微信：“下雪了，明天多穿点。”
我回复：“好的，妈您也注意保暖。”
放下手机，继续看雪。客厅的钟敲了十一下，夜深了。明天还要上班，还要接孩子，还要买菜做饭。日子周而复始，像账本上的数字，一页一页，永无止境。
但这样也好。
至少真实，至少踏实。
雪越下越大，窗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我伸手在上面画了个笑脸，看着它慢慢模糊，消失。然后拉上窗帘，关灯，走进卧室。
儿子睡得正香，呼吸均匀。我躺在他身边，轻轻搂住他温暖的小身体。
窗外，雪静静地下着，覆盖了道路，覆盖了屋顶，覆盖了所有昨天的痕迹。
而新的一天，正在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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