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学者吴应箕途经河南真阳县。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他乘轿出城，沿途本应是一片肥沃农田的景象，却让他震惊不已。
目光所及之处，只有连绵不绝的黄茅白草，他一路前行了大概四十多里地，全部是平展展的荒草地，没一个农人，没一块田地。田地的边界依然清晰可辨，但禾麦生长的痕迹早已消失，显然这些土地已被荒废多年。
吴应箕忍不住询问轿夫：“真阳县的田地，难道全都荒芜到这种地步了吗？”
轿夫答道：“十有八九如此。邻近的息县稍好一些，也有近半土地无人耕种。”
这番话让吴应箕心生困惑。
抵达驿站后，他见到几位当地老人和衙役，便追问其中缘由。一位驿站的老人苦笑着解释：“这些地过去都是良田，但如今谁还敢种？一来耕牛早已被偷卖或被迫抵税；二来官府徭役太重，农民种地反而越种越穷。”
驿站老人详细说道，农民最初卖牛是为了应付苛捐杂税，但没了牛便无法耕作，最终只能弃田逃亡。人逃了，税却还在，官府便将税额摊派给未逃的邻居。于是，富户逐渐被拖垮，穷户则直接抛家弃户。整个村庄接连变成废墟，良田最终沦为荒野。
吴应箕不解，问道，你们为何不卖地自救呢？老人叹息：“谁愿买地？买地等于买下税债，如今田地已是惹祸的根苗。”所以，连地都没人来买，真正占地的富豪都是圈地，不给钱，直接拉绳子一量，就归他了。但是，也没什么人来当富豪的佃农，不挣钱的事情谁去干啊。
更让吴应箕感到无力的是，他问：“如此严重的状况，地方官难道不管吗？”老人摇头：“县太爷千里为官只为财，只管收足税额，哪管百姓死活？甚至有人去县衙诉苦，反被乱棍打出。”
河南这条道路是南北通衢，往来官员络绎不绝，却无人过问荒田背后的民生惨状。吴应箕只能长叹一声，在笔记中写下：“亲见方知，国事之危已至如此。”
吴应箕所见并非大明朝晚期的特例。明末土地兼并已到疯狂地步，河南权贵占田“多者千余顷，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顷”。农民不仅要承担自身赋税，还要分摊逃亡邻居的“空粮”，甚至出现“赤子无立锥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的荒诞现象。与此同时，一条鞭法在执行中异化，因为张居正的初衷是好的，要减轻中间官吏的盘剥环节，让人无法搞鬼，让中央能够直接征收到更多的税，国家有钱才能办大事。
但是，白银征税加剧了底层负担，农民根本无法用农作物抵换到足够的白银。而商品经济却使江南地区大量农田改种经济作物，粮食安全逐渐崩塌。
官府的腐败更是雪上加霜。崇祯年间，言官本是反腐利器，却成了“纳贿之魁”，甚至借考核官员之名勒索钱财。边军粮饷长期拖欠，士兵“馁而病、僵而仆”，军官却贪污成风，导致明军战斗力溃散。这一切与江南秦淮河上的夜夜笙歌形成讽刺对比——精英们一边高谈救国，一边沉迷享乐。
吴应箕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后，不过十余年，李自成农民军席卷河南，张献忠二下四川。与明朝官军的掠夺形成鲜明对比，李自成部队“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甚至规定“杀牛一只，赔马十匹”。饥饿的农民发现，这支被朝廷称为“流寇”的队伍，反而让他们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官逼民反的链条终于闭合，当大明王朝连最基本的民生都无法保障时，它的崩塌已进入倒计时。
1644年，崇祯帝自缢煤山。讽刺的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后，从权贵府中抄出巨额财富，而明朝国库早已空虚多年。吴应箕当年在河南的“浩叹”，最终成了明王朝的挽歌。
吴应箕，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县兴孝乡（今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乡高田）人。他自幼聪颖好学，早年师从其舅父李首川，16岁参加科举考试，20岁补为博士弟子生员。先后八次参加南京乡试均未中举，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49岁时才考中副榜贡生。吴应箕性格豪放，喜交游，与著名的“明季四公子”——侯方域、陈定生、冒辟疆、方以智结为挚友。是复社的领袖人物之一。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渡江南下，吴应箕在家乡起兵抗清，最终因寡不敌众，在压气培（今称乌鸦培）兵败被擒，英勇就义。《池州府志》记载其“头入郭门如生，三日不变”。就义前，他留下了“半世文章百世人”的绝命诗，并曾言“吾头岂汝可断邪”，就义时“毋去吾冠，将以见先朝于地下”。其家人百余口和义军将士也一同殉难。
吴应箕殉难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当地秀才施士端、施士谦感其忠烈，在殉难地捐立碑石以志纪念。民国初年，当地修建了吴应箕与刘城二公祠，并将池州城西街命名为“楼山街”。
吴应箕一生未能找到救国的答案。但他笔下的那片荒草，却成了历史无声的证词，明朝究竟因何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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