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北去的军列在夜色里咣当前行，车厢顶上昏黄的灯泡忽明忽暗。满列的新兵都守着行李卷打盹，却有人把那6元津贴在手心里掂了又掂——钱不多，心思却重。
脚一踏进营门，队列口令像洪水一般灌进耳朵。家里穷、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三个妹妹的窘迫，被高声的“一二三四”暂时压住。那时的打算简单：每月寄回5元，余下1元买牙膏肥皂，再攒半年够凑10元，可向媒人提一句“能成家”。
新兵连对“做好事”有种近乎狂热的崇拜。谁也不肯落后，少说话、多出力，成了默认规则。第一周班务会，班长点名批评：有些人总把白馒头让给别人，自己捡玉米面的发糕吃，“先人后己值得表扬”。名单里没有本人，一张脸烫得难受。
从那天起，打饭口号改成“抢”。馒头、发糕统统先抓再说，只为证明“无私”。上铺的小李身量瘦，常围着空饭桶抹眼泪。一次本人感冒吃病号饭，旁边战友蠢蠢欲动想洗碗挣表现，“来，小李！”一声招呼，那碗递过去，小李笑得见牙不见眼。晚上的班务会里，小李“关心病号”成了光荣事迹。
发糕不够分，碗也刷不过来，大家另辟蹊径。有人凌晨四点摸黑起床打扫卫生；扫帚排排卧在床板底，每根都写了名字，生怕被“顺走”。那股子竞争劲儿，比后来抢高炮弹壳还激烈。
抢不到工具便自掏腰包。小卖部里2角5分钱的竹扫帚一夜脱销。有意思的是，人多扫把少，甚至传出“谁抱扫帚睡谁”的怪招。
捡不到活就去转悠。有天路过锅炉房，看见老司炉推煤渣出灰沟，立刻冲过去：“大爷，给我吧！”老人被吓一跳，灰铲差点掉地。自此，倒煤渣成了“专属”。班务会一亮相，吆喝声比口令还响。
津贴日是月里最亮的日子。6元现金，上缴母亲5元，剩下鸡零狗碎。肥皂1角5分、牙膏3角，能剩5角就偷着乐。偶尔能挤出一本中篇小说，夹在被褥里翻到夜深。
拉练途中，一只瓦盆被碰碎。老乡满脸肉痛，连长赔礼不成，本人摸出刚到手的6元递上去，“大娘，别生气。”心里疼得直滴血，回到队列低声骂自己“败家”。
书是最大开销。不到两年，口袋里流进流出的纸币换来两百多册书。转到边远连队时背不动，捡了几本小说塞背囊，其余全寄给团图书室和山村中学。邮费不菲，心里却踏实。
分兵临近，气氛紧张。那年代当司机吃香，报考者扎堆。因家族里有印尼亲戚，政审卡住了驾驶班指标。宣传科来人点名要人，正吹糠见米之际，指导员突然回家料理丧事，手续悬空，名额作废。
最终落在警卫通讯连。接收电报、架线、爬杆，样样要练。新兵得先学在5秒之内攀上6米电杆，再用大腿卡住杆顶扭线。多数男兵双腿打颤，女兵更艰难。
一次综合考核，话务班的刘燕刚上杆顶就哆嗦：“天这么高！”声音没落地，人已松手。好在机警，双臂抱杆往下滑。到地时制服磨出血道子，嘴里却硬：“还能爬！”此话让训练场哗然。
新兵连的硬骨头都在这点滴里长出。揉着酸胳膊继续摸电台，踩着煤渣奔厨房烧火；一身尘土，口袋却还揣着省下来的3角5分。那3角5分不算什么，却代表着“攒钱娶媳妇”的念想。
时间推到1979年春，津贴涨到7元。涨幅不大，可战士们兴奋得像打了胜仗。有人算账：再增一次，置办棉被的钱就齐了。技术不含糊，算盘也打得响，这大概是军营里最接地气的浪漫。
熔炉似的训练、花名册上的表扬、扎口袋的书香、半夜写信寄走的5元现钞……这一桩桩混合起来，构成了那个年代新兵的全部日常。嫁妆般的小算盘没能帮所有人立刻脱贫，却让每一次流汗都看得见去路。
后来陆续转战数省，津贴涨到10元，电报速度也越练越快。救火、抗洪、架线，岗位变了，攒钱的节奏没变。那“攒10块娶媳妇”的目标，一直让背囊里的那本薄账单保持着未来的温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