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8日，北京301医院的走廊被昏黄灯光切成两段，空气里仍残留着1月6日匆匆写下的吊唁花香。张茜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口罩遮不住的血丝提醒护士，这位元帅夫人自己同样病着。可她不肯离开病房半步，她说要盯着守灵的花篮，“别让菊花倒了”。
谁都明白，张茜根本是在和死亡赛跑。自陈毅遗体告别那一刻起，时间突然成了锋利的尺子。70天后，也就是3月中旬，病理报告终于摆在了床头柜：肺癌中晚期。叶剑英握着那张薄薄的化验单，迟疑了好几秒才推门进去。张茜先开口：“老帅，血里有癌细胞，对吗？”对话至此，也就一句。她没哭，只轻轻合上窗子，让会议桌上堆着的诗稿不被风吹散。
整理诗稿的念头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71年11月，陈毅病情加重，他曾指着床头堆得老高的手写本问妻子：“这些字，能不能给它们排好队？”当时夫妻俩商量，按年月编次，再附作者当时的职务、战地位置。可是12月里手术又一次推迟，陈毅说等缓过劲儿再动笔，没想到“再缓”成了遥不可及。
张茜对丈夫最后的托付刻骨铭心。她清楚这项工作绝不只是把诗抄在新稿纸上那么简单。陈毅自1923年起挥毫数百首，散见报章、个人笔记乃至战地电台抄录本，很多连原始时间都没明确标注。要想编年，一定得对照行军日记、战役简报，把人和诗句安回到准确的坐标。
于是，术前她便吩咐秘书把各地剪报寄来；术后第三天，缝线还没拆，她就躺在病床上让儿子陈昊苏朗读诗稿。一周后能下地，她立刻在病房摆起小桌：左手那沓是1947年山东战场稿，右手那叠是1949年渡江前夜抄件，中间空出的位置，用来放一部《资治通鉴》和一部《词律》。她不愿任何典故注释含糊。
有意思的是，这位曾经的战地女演员并不满足于文字核对，她还给自己额外加了任务——核准地名。当年陈毅去延安途中写下“仰望宝塔山，高歌出潼关”，稿纸上却没日期。她翻到陈毅的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1938年11月6日，从蒲城行至潼关，宿北岸小祠。”又去请教当时曾负责护送的老通信员，确认那天确有“夜宿古祠”一事，才把日期钉死。
身体由不得她逞强。4月开始，放疗反应加重，她走路要靠搀扶。医生劝她休息，她却笑说：“抢着干不是虚荣，是怕手里的线头散开。”她把每日时间分成三段：早晨七点前校对昨日笔记，中午闭眼回忆陈毅当年口述过却没有写下的诗句，晚上用毛笔誊抄最终版本。每段不超过两小时，恰能与输液、吃药穿插。像计算军粮一样，她把体力按克分配。
资料缺口依旧时有出现。比方说《过华阳河》一诗一直找不到底稿，只剩人民画报一张模糊影印件。为了一个落款，她让儿子驱车到南京二十七军老营房查档案，最终才在1940年战地刊物《挺进报》里找到原件。对照后，她才放心写下注释：“创作于1940年1月初，作者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代司令。”
编选过程持续到同年12月上旬，共历时九个多月，张茜终于选定第一辑一百首，题名《陈毅诗词选集》。“选集”三个字，她改了四遍，嫌弃“诗词全集”尚未完成，“选集”才名副其实。为了节约印制经费，她和出版社商定先试印内部本五百册，留给军委、老部队和家属。首印样出来的那晚，她摸着封面纹路良久，才在扉页写下一首七律，末句是：“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此后，她仍继续补遗。1973年初，她又加注了二十多篇注释，涵盖陈毅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写的旧体诗，这些作品带有留学生特有的青春气息，与抗战时期的“快剑啸西风”形成有趣对照。她怕后人误会年代，特别在注释里写道：“该组诗多作于1920—1923年，作者时年十九至二十二岁。”
完成新增注释她的体重只剩不到四十公斤。3月19日深夜，张茜让护士把所有手稿打包，分成四箱，贴好标签。“第一箱是已付排，第二箱是补遗原稿，第三箱是参考书，第四箱给孩子们自己看。”随后她交代出版社负责人：“若再发现新稿，务必列入增订本，不要草草了事。”
1974年3月20日上午，张茜在同一家医院安静离世，终年五十六岁。病房里没留下遗嘱，只有桌上摊开的一张字条，上面简单写着：“陈老总遗诗尚多，望编辑同志继续搜集，勿以缺憾示人。”清扫病房时，护士发现一只铁盒，里面放着一支未拆封的中华烟——那是她替陈毅“扣下”的配额，她始终没动。
今日回看这份选集，扉页仍保留两行并不工整的小字：“同病相怜，理君遗稿。”字迹略显颤抖，却令读者能真切体会到那段生死相守、以诗为证的深情。这一册，后来成为研究陈毅诗词的重要底本；而它的编选者，用九个月生命替丈夫完成了半辈子也未完成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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