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6日凌晨，北京城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电话那头传来短促而低沉的汇报：“陈毅同志，病危。”几个小时后，新华社内参写下“6时45分”这个冰冷的数字。消息迅速送往中南海，也埋下了一连串哀痛和牵挂的伏笔。
医护人员最后一次冲进病房时，张茜悄悄关上隔壁门。她不肯离开，却害怕目睹终点到来，索性靠在墙边，用手背死死按住嘴唇。十多分钟后，抢救结束。主任医师缓缓摇头，站在门口的人霎时明白：这位西南战场的主帅，留在了历史。张茜走进病房，先是木然，继而跪倒在床沿，哭声像被撕开的布匹，一截一截，却压抑不住。
当晚，她拒绝回卧室，径直坐到陈毅书桌前。那把藤椅因为岁月磨损发出轻微的吱呀。桌上仍摊着陈毅一周前修改到一半的旧稿，右上角用红铅笔圈着四个字：“再斟酌之”。足足七个小时，张茜没有动笔，也没有落泪，只是盯着那四个字，像要把它们刻进心里。
四天后，八宝山礼堂被黑白挽联填满。原定五百人的规模，因毛泽东临时决定到场，扩充到一千人。13时45分，周恩来提前抵达礼堂，逐项核对名单，生怕出现疏漏。14时20分，警卫连紧急调来备用轮椅。毛泽东抵达接待室时，宋庆龄已候在门口。屋里静得有些压抑，只有周恩来低声交代：“主席稍坐，我去安排。”毛泽东挥手：“我不坐，待会儿一起过去。”
追悼会开始后，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张茜站在第一排，身子僵直，额头汗珠不断滑落。她听到“陈毅同志把一切献给了人民”时，左手狠狠掐向掌心，却没察觉疼痛。那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出席追悼会，也是张茜第一次真正感到“丈夫已成往事”这句话的重量。
仪式结束，紧绷的神经突然松下，张茜整个人像被抽空。返程途中，她冒出一阵咯血，却仍要求次日返院处理善后材料。医生建议静养，她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来不及。”
紧接着的两个月，她把全部精力投向陈毅遗稿——三百四十余篇诗作、二十余万字文稿、一大摞战时日记。排列时间、核对版本、补缀残篇，每一步都要翻查电文、走访故旧。张茜常用一根旧铅笔记批注，磨钝后随手削尖，又继续埋头。凌晨三点，静悄悄的病房只有翻纸声和她断续的咳嗽。
三月上旬，她的咯血频率明显加剧。负责护理的护士见状，连夜报告。叶剑英得知后，把陈昊苏兄妹叫进301医院意见室。桌上摆着会诊结果，叶剑英双手摁着纸页，沉声开口：“检查确诊，你们母亲的病——肺癌。”短短十二个字，让几个年轻人一时失声。叶剑英没有多说，收好报告，转身去病房。
张茜见他进来，努力撑起笑容：“抓不住那个小东西了么？”声音沙哑，却带着幽默。叶剑英握住她的手：“抓住了，已经部署，接下来由医生来解决。”话语平静，心里却清楚，战局艰难。
3月17日，外科团队实施左肺上叶切除。手术历时六小时。第三天，张茜要求把詹庚西誊好的诗稿带进病房，让秘书朗读。医护劝她休息，她轻轻摆手：“脑子清醒，正好听听。”第五天能下床，她索性搬了小桌，把稿纸铺得满满当当。对照陈毅当年“红军一师”笔记，她把缺失日期补进括号，旁边批一句“小雨渡口，或为1932年4月”。
诗稿之外，还有多卷政务电报。张茜主张“先诗词后文件”，原因很简单：“诗带情，文件靠理，先难后易。”偶尔，她会望着窗外发呆，似乎在追忆某次战地夜谈。下一刻又低头批校，情绪收放自如，旁人很难跟上她的节奏。
1972年底，《陈毅诗词选集》草本完成，一百首诗按照年代排开，从瑞金到北京，每首后附简注。手抄本由陈昊苏完成，字迹端正，页角用红笔标尺分段。张茜合上封面，长呼一口气。那天深夜，她第一次睡了整整八个小时。
然而病情没有停歇。1973年，她陆续接受化疗、放疗，身体日渐消瘦。可只要翻起诗稿，她依旧能坐上好几个小时。陈昊苏担心，劝她暂缓工作，她笑道：“我在跟时间赛跑，总要挣点积分。”
1974年2月，气温回暖，但张茜体力骤降。医生建议转入缓和治疗。她点头，却要求将尚未整理完的《晋察冀日记摘编》样张带走。那天夜里，她把孩子们叫到床前，声音低却清晰：“你们爸爸留下的材料，不求多出书，求真。将来有用，就算我没做完，也别断在手里。虚浮的东西放一边，耐心做实料。”
3月25日清晨，张茜再度昏迷。护士记录脉搏，时跳时停。26日拂晓，她悄然离世，终年五十七岁。床头柜上，仍放着那支削得锥尖的旧铅笔，旁边摊开的是陈毅1938年的《赣南杂咏》草稿。
两年之间，一位元帅、一位革命文化工作者相继谢世。留在书架上的诗稿、电文、日记，仍旧散发墨香；而掌管这香气的人，却静静地合上双眼。活下来的人继承任务，继续在纸堆里找寻战火与理想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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