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仲夏，大连码头热浪翻滚。十八岁的关向应冲进食堂，夺下日本工头手里的皮鞭，替被辱骂的中国搬运工出头。工友们四散奔走相告——这个瘦高娃真敢动手。夜里，他对伙伴丢下一句“咱中国人，不兴受这气”，随后跟着李震瀛走进秘密联络点，自此闯进了革命的洪流。

两年里，他从大连走到莫斯科，又折回上海弄堂。五卅枪声炸响，他把学生证撕成碎片，拉着工友跳上街垒。大革命受挫后，他辗转武汉、广州搞工运，白天是印刷工，夜晚成了会议记录员。身板不壮，却像装了发条，连轴转个不停。

1932年秋，湘鄂西苏区急缺主心骨，中央一纸电报：“关向应前往。”任命书递到病床，他咳得见血，却翻身下床，腰里塞了药包就出门。也是那年，他第一次与贺龙并肩。一个是湘西山寨出身的大嗓门司令，一个是从苏联回来的青年政委，两个人性格南辕北辙，却在战壕里迅速变成“穿同一件棉袄”的伙伴。

两年厮杀，红二与红六军团在黔东、湘西川黔一线咬住敌人。木黄会师、雪峰山突围，一个接一个胜利，把“贺关组合”磨得水乳交融。贺龙爱说湖南土话，兵士听不懂时，关向应就站旁边顺嘴翻译。一次电话里，贺龙喊了半天，线路那头仍“啊？啊？”关向应接过话筒，只淡淡一句：“老贺让你向西三里布防”，对面立刻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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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1937年9月，他们东渡黄河，打下宁武、神池、偏关，晋西北根据地从荒山瘠土里站了起来。河间会战、陈庄大捷，日军吉田大队、井上支队接连被拔，冀中平原难得出现几夜安宁。有人问贺龙秘诀，他摆手：“枪响前，关政委先把人心稳住了。”

然而，风餐露宿加早年营养不良，关向应的肺肾同时报警。1941年春，他高烧四十度仍主持会议，延安来电：立即住院。他拗不过，只得北上养病。这一去，竟成最后的分岔口。

1944年初夏，贺龙路经延安。病房窗下，两人低声交谈。关向应呼吸微弱，却忽然提起给未来“小贺”取名的事。贺龙只来得及回一句“听你的”。同年秋，薛明产下一子，延河岸边突降大雨，乡亲们说水龙又回来了。孩子小名雨生，可关向应早已拟好大名——取岳飞表字“鹏举”之“鹏”、岳飞之名“飞”，合成“鹏飞”。他交代护士：“让孩子展翅吧。”

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把唯一的奶粉口粮让给了婴儿。“我没儿子，鹏飞喝。”医生轮番劝阻，他只是摆手。几罐奶粉从病房抬走，送进薛明的小屋。

1946年7月21日清晨，延安天空阴沉。关向应病逝的噩耗传到太岳山区指挥所时，贺龙正要出发巡防。他沉默良久，提笔写下《哭向应》，“十五年同生死，共穿一条命”，字迹歪斜却句句如锤。随即，他对薛明说：“雨生这名改回来，叫鹏飞。”短短一句，兑现了老友托付。

贺鹏飞三个字，此后被许多人记住。在老红军心里，里面装着两个人：一个是西北大嗓门的司令，一个是东北口音柔和的政委。没有那段横贯岁月的情谊，也便没有这段关于名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