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的一个大清早，天刚蒙蒙亮。
红30军政委李先念站在达县城里一座特别气派的花园洋房里，看着桌上那杯还在冒热气的茶，气得直拍大腿。
就在一袋烟的功夫前，这座宅子的主人——那个号称“三朝元老”、在四川混了几十年的老军阀刘存厚，连正在求神拜佛的摊子都没来得及收，带着卫队从南门跑了。
但这事儿吧，真不只是跑了个人的问题。
当红30军的战士把后院库房的大门一脚踹开时，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哪里是打了个县城，简直是砸开了一个国家的国库：一个拥有一千多工人的兵工厂、一座造币厂、堆得像山一样的布匹，还有整整一百多万现大洋。
这波操作，直接让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原地暴富。
我是当时刚接手30军交通队（其实就是特务营）的，看着这泼天的富贵，心里也是突突直跳。
要知道，这不仅仅是狂欢，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真正考验人性。
故事还得往回倒三个月，从那个差点把红四方面军憋死的“盐巴荒”说起。
那时候我们在巴中，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
虽然我是总部下派的交通队长，特务营伙食算是全军顶配，每天有白米饭，甚至还能搞点“内脏火锅”（那会还不叫毛肚火锅，就是乱炖），但在这种表面的富足底下，全军面临一个要命的问题：没盐吃。
敌人封锁得太死，战士们为了弄点盐味，甚至去刮盐店墙角的土。
人没盐吃就没劲，伤口烂了都不长肉。
张国焘当时急眼了，直接把战役定名为“盐巴战役”。
李先念政委开会回来就扔下一句狠话：“商周灭国，都是从抢盐池开始的。”
为了这口咸味，几万大军连命都不要了，这才是最真实的生存法则。
于是，红四方面军开启了一波神级操作。
现在的军迷聊历史，老觉得红军就是“小米加步枪”。
其实吧，1933年的红四方面军，尤其是我们特务营，装备阔气得吓人。
我当时去恩阳河报到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全营500多人，长枪是清一色的日本三八式马枪，短枪全是八成新的德国造毛瑟（驳壳枪），班长副班长人手一把“花机关”（MP18冲锋枪）。
这火力配置，放在同期的欧洲战场都不丢人。
靠着这硬实力，再加上方面军那个神出鬼没的无线电侦察台——这玩意儿简直就是开了“全图挂”。
对面川军刘湘刚下命令，我们这边徐向前总指挥桌上就有抄件了。
我们就这么一路平推，先是抢了盐井解决吃饭问题，紧接着搞了个“铁扫帚”战术。
啥叫铁扫帚？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在营渠战役里，先往南打，再往东，最后突然掉头向西，像把大扫帚一样横扫过去。
最绝的是打玉山场，我的侦察员发现一处70度的绝壁。
那地方连猴子看了都发愁，但我们穿着铁脚马子，硬是在雨夜里爬上去了。
当几百把德国造冲锋枪从天而降的时候，敌人的防线瞬间就崩了。
这种势如破竹的进攻，最后就汇聚到了达县，也就是开头那一幕。
但是，仗打赢了，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
打下达县，缴获了兵工厂和百万银元，川陕根据地瞬间富得流油。
刘存厚平时作恶多端，老百姓那是真恨他。
红军一来，短短两周，就有两万五千多青壮年要参军。
各级政治部忙得脚打后脑勺，根本招架不住。
而我这个交通队长，兼了个执法队长的活儿：在路口设纠察站，检查过往红军官兵的背包。
陈昌浩政委下了死命令：严禁发洋财，严禁破坏群众纪律。
这本是铁律，但在那个巨大的名利场里，人性就变得复杂了。
那十几天，我天天都在“抓自己人”。
有的战士背篓里藏着几匹布，说是战利品分给老乡，老乡又送给他的；有的说是家里急需的。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也没法去几百里外核实真假。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方面军总经理处的管理员，被我们搜出了布匹。
那汉子当时就哭了，说是前线老乡托他带回去给老娘做寿衣的。
看着他那张脸，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特别是有个叫“政治保卫局”的机构盯着，谁敢通融？
我也只能按规定把他移交了。
结局大家也能猜到，东西没收，人送去苦役队。
这种“一刀切”的严厉，虽然维持了军队的纯洁，但也成了很多老红军心里的一根刺。
那时候我们虽然有最先进的德国枪，有最牛的战术，但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确实太粗糙了。
那种骄横的作风，就像是辉煌战果上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当时没人再意，后来才觉得疼。
宣达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地达到了巅峰：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五百万人口，八万五千大军。
那是红四方面军最风光的时候。
有盐、有枪、有钱、有人。
站在达县的城头，看着满载物资的运输队像长龙一样往后方运，谁能想到，仅仅两年后，这支强大的部队会在草地上经历那样的生死劫难？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它不光有大将军的挥斥方遒，还有那杯慢慢变凉的茶，那个因为几匹布被送去苦役的管理员，以及我们在深夜里，一边吃着内脏火锅唱着歌，一边对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
那个早晨，李先念虽然没抓到刘存厚，但他和他的战友们，却在那年秋天，抓住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后一段，也是最耀眼的黄金时代。
后来的事儿不多说了，那批缴获的银元和物资，大部分都在之后的长征路上消耗殆尽，连个响声都没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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