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秋，北京西郊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药水味。苏振华刚做完手术，还输着液，忽然听说钱学森要来海军汇报导弹试验进度。护士正劝他休息，他却撑着床沿说：“把人请进来，我能听。”轻描淡写一句，把身旁的战士吓得直搓手。
那天的会持续不到三十分钟。钱学森提出“三步走”方案，苏振华一一记下，末了只说了四个字：“全力支持。”第二天，他写信给肖劲光，请示立刻跟进。203所、701所随即转入攻坚。海军内部至今提起那封亲笔信，还能背出落款日期——1965年6月11日，足见分量。
时间往前推十七年。1948年冬，冀鲁豫平汉铁路旁的冰面被炮火轰成碎渣，第一纵队政委苏振华端着望远镜，盯着敌人退路。杨勇骑马赶来，笑着喊：“老苏，别光看，打快枪。”三十分钟后，敌第七十四师阵脚大乱，毛主席电贺“伟大胜利”。从那一刻起，苏振华在军中出了名——打硬仗不眨眼。
也因为这份狠劲，1949年进贵阳时，他让全军每人背三斤盐。官兵疑惑，他说：“贵州山高路远，盐比子弹还要命。”果然，一路行军没一个人因为缺盐抽筋。贵阳一战，仅用九天。邓小平随后发电：“常胜将军，地方工作也靠你。”
1950年，贵州土匪满山跑。苏振华既杀头目，又宽小匪。苗族女匪被捕，他拍板先放人，再让她劝降同伙。有人担心后患，他摆手：“先破冰，山就开。”女匪下山三天，带回四十多支枪。剿匪速度陡升，一个月结束战斗。
几年后调海军，他读惯山地战术，却硬着头皮啃舰炮原理。白天巡视码头，晚上抱着《舰船推进学》熬灯火。战士打趣：“政委，海水不咸吗？”他抬头笑了笑：“比贵州的盐淡多了。”一句玩笑，把生疏感冲得干干净净。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成功那晚，青岛海面礼花绽放。电话接通北京，总指挥报告完毕，只听到话筒里急促的呼吸，然后是苏振华哽咽的“好，好”。没再多说——他向来惜字。
短暂的庆贺后，风浪忽起。1972年，他受牵连被“靠边”，直到毛主席、周总理批示才重返岗位。复出第一件事，就是巡视造船厂。他拍着舱壁说：“船还在，心就不凉。”工人们眼眶通红，没人敢接话。
1976年10月6日深夜，中南海西门灯亮如昼。叶剑英主持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稳定全国局势。7日，苏振华被点名参加打招呼会。散会已近凌晨，他没回家，而是拿着名单直奔海军机关办公室。
8日上午，叶剑英让他约见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周的态度很干脆：“坚决听中央的。”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仍握上海要害，稍有不慎，大港口、大工厂、大码头都可能失控。苏振华沉吟片刻，建议：“把剩下两位也请到北京。”叶剑英眼镜微微一扶，露出难得的笑意：“釜底抽薪，好招。”
10月10日，徐景贤、王秀珍接到“进京开会”电报，当晚登机。三人一离开，上海市委瞬间空档。中央工作组随即南下，组长正是苏振华。他在机舱里简单交代：“稳字当头，先控码头、兵营、广播电台。”倪志福和彭冲点头。
进沪第一夜，霓虹未熄。苏振华把行李往桌上一搁，就坐下听汇报。公安局长说担心群众聚集，他挥手：“别急，车站照常开，报纸正常印。”翌日清晨，《解放日报》照旧出街，头版仅一句话：“一切照常。”街头议论反而静下来。事后统计，那段日子港口装卸量只比去年同期少3%。
同年10月26日，中央宣布上海市委改组，苏振华任第一书记。外界以为他会久留，可他向组织再三申请，仍想回海军。1979年1月，他穿着旧军大衣跑到南海舰队，挨个舰艇看望官兵。2月6日病情突恶化，他却向医生要“24小时病危免陪护”，理由只有五个字：“海军还有会。”次日清晨，心脏停止跳动，终年66岁。
杨勇后来谈到老战友，说了这样一句：“苏振华干任何事，先想着怎么稳，再想着怎么快。”这一“稳”字，在1949年的盐巴里，在1965年的核潜艇里，也在1976年那张“釜底抽薪”的机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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