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仲秋，香港上环摩罗街的石阶还残留着夜雨的潮意。一位名叫仇焱之的中年男子撑着伞缓缓而行，他的目光在密密麻麻的地摊间游走。忽然，他停下脚步，蹲在一只不起眼的白报纸包裹前，摊主见状撩开封口，露出两件玲珑小杯。杯高不足五厘米，胎体洁白，外壁施斗彩，公鸡、母鸡带着雏鸡在花丛间嬉戏，画风稚拙而不失灵秀。仇焱之轻嗅釉面，低声道：“成化味儿够正。”摊主显然并不懂行，只漫不经心地报了一个“1000港元”的整数价。短暂的沉默后，仇焱之掏出钞票，杯子便收入怀中。
这一千港元并非小数目，但在职业鼻子看来，这两只小杯值得冒险。仇焱之自幼在上海晋古斋学徒，二十余年与官窑打交道，他认釉色、听敲声的本领练得炉火纯青。同行调侃他敢赌，但没人怀疑他的眼力。那天回到住处，他轻轻摆弄茶几，只淡淡说了一句：“真家伙。”助手闻声追问，他挥挥手：“急什么，日后自见分晓。”
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人嗤笑，说成化鸡缸杯只剩台北故宫那几只，哪还能流到地摊？也有人私下计算：就算是真品，文物出口禁令层层设卡，他未必能转手。流言甚嚣尘上，仇焱之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依旧携杯往来东南亚与欧美市场。朋友问他为何随身带着，他笑：“怕丢？带在身上最安全。”
风声转折出现在1980年4月。苏富比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春拍，拍品目录里赫然出现“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两只。竞价甫开，举牌声此起彼伏，短短数分钟，第一只落槌价418万港元，第二只更高，定格在528万港元。旁听席上有人低呼：“这不就是仇先生当年那对？”事后确认，正是当年那一千港元的地摊货。
港媒随即挖出仇焱之的旧账，翻出他早年在天津劝业场以五百元买进宣德雪花蓝大碗的往事。同样在1980年的拍卖会上，那只雪花蓝大碗被敲定为370万港元。两宗高价让“仇焱之”三个字一夜之间传遍收藏圈，不少老行家不得不重新估量这位原本“好说话”的上海人。
然而故事并未止步于此。34年后，2014年4月8日，苏富比再度举槌。那只在1980年拍出528万港元的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刷新瓷器拍卖纪录，折合人民币约2.24亿元。举牌者是上海藏家刘益谦，他事后向媒体回忆：“刚喊到两亿多时我手都抖了，但再抖也要举。”当晚的拍卖结果让整个艺术市场沸腾，“鸡缸杯”一词登上财经版头条。
这枚小小饮酒杯为何有如此魔力？成化斗彩被誉为“明瓷第一”，胎体薄、釉面润、描金设色皆恰到好处。一位策展人形容，它兼具“骨子里的雅”和“气韵中的贵”。更要命的是流传数量稀少，现存真品不超过十件，且多为博物馆典藏。市场上难得出现的孤品，自然成了资本逐鹿之地。
回到1950年代，鸡缸杯并非唯一一次“错价”。金融动荡、战乱频仍，被贵重器物“贱卖”的情形随处可见。一位老行家曾半开玩笑：“那年月捡漏靠运气，关键要轮到你。”但真正能把运气变现，需要深厚的专业功底和惊人的决断力。仇焱之身上，恰好兼而有之。
值得一提的是，仇焱之并不满足于商业成功。他在1950年先后刊行《抗希斋珍藏明代景德镇名瓷影谱》《斋珍藏历代名瓷影谱》，以高清影像与翔实注释呈现官窑体系，填补了西方对中国瓷器研究资料的空缺。此举也解释了为何许多欧美博物馆愿意聆听他的建议，将本被当作“花瓶”的中国瓷器纳入恒温恒湿库房。
后来，他在瑞士日内瓦与欧洲贵族共同创立“玫茵堂”，收藏高峰时近两千件，不乏可与两岸故宫抗衡的孤品。遗憾的是，这批藏品直到1994年才由学者康蕊君编成图录公开，世人方知其规模。对于商业拍卖，仇焱之始终抱有两面态度：一边通过市场确认价值，一边用捐赠或托管的方式为稀世之珍寻找更稳妥的归宿。
1980年秋，仇焱之病逝瑞士。去世前，他曾对家人叮嘱：“真东西总有归处，别急。”他的子女终于将遗存交予苏富比分批上拍。四十余年过去，“鸡缸杯”“雪花蓝”数次易手，价格攀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有人感叹炒作，也有人称这是一件艺术品从民间走向世界殿堂的必经之路。
试想一下，如果1951年的摩罗街没有那一场微雨，摊主再多加五百港元，仇焱之是否依旧会“孤注一掷”？没人能给出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洞悉历史脉络和艺术真味的人，总能在尘埃中发现星子。瓷器从不说话，但懂它的人，早已听见了千百年前的炉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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