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天空微带薄雾。天安门广场忙碌异常，几名老人正缓缓向观礼台移动，最显眼的要数年届九十九岁的吴西与八十九岁的莫文骅。随行工作人员不停小声提醒：“台阶有点陡，慢一点。”吴西却摆手：“我没问题，大哥还在前头呢。”这一句俏皮话，把身边紧张的护卫逗得直乐。也就在这个看似轻松的瞬间，一段尘封多年的“资历之谜”悄然浮现。
国庆盛典结束后，总政治部内部流转的《老干部花名册》准备再版，工作人员按照旧档案标注：吴西——1929年参加革命。结果，莫文骅看到样稿，一拍桌子：“错！老吴哪是1929年，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干上了。”在工作人员发愣的时候，老中将要来信纸，写下八百余字说明，连夜送往干部部。信里他把时间、地点、见证者、事由列得清清楚楚，言辞极为肯定。
事情要追到1925年春。那年广西省立第三师范校园里，风声日紧，学生们组成“三师学生会”，反对旧教育、声援上海工人。吴西二十五岁，扛着话筒跑前跑后，晚上还得排练进步话剧《一串钥匙》。碰巧到南宁参加学联会议的莫文骅受邀旁听，被拉去演反派军官。剧终谢幕，两人握手只寒暄几句，却在彼此心里刻下了“能干”的印象。
1927年5月4日凌晨，南宁空气闷热。国民党十五军军部的铁门重重落锁，吴西、莫文骅与数十名青年被推了进去。吴西暗自嘀咕：“这么小的娃也抓？”面前那个少年正是年仅十七岁的莫文骅。两人同押一室，肿胀的手腕被镣铐磨破，仍在角落悄悄传递报纸碎片，记录狱中同伴名单。一位老党员被带走前低声说：“若能出去，记住组织的联络点。”吴西点头，莫文骅含泪，短短几分钟，生死交情算是定了。
半年后，两人获释。吴西背着行李回到渠黎乡，第一次对乡亲们说出“革命”二字；莫文骅则在南宁养伤，随即转往香港买药兼做交通员。1929年初，蒋桂战争落幕，广西新桂系内部斗争加剧，党组织决定发动百色与龙州两地起义。吴西被地下党挑中，赴龙州组建工农武装；莫文骅在百色负责辎重与联络。同年10月，吴西火线入党，莫文骅则在1930年11月正式转为党员，两人再度汇合于红七军序列。
吴西的档案却在那段兵荒马乱中出现纰漏。红八军与红七军合并时，机要科统计表把他的“革命起点”写成“1929年”，原因是“当年3月才进入部队”。抗战、解放战争连年鏖战，没人再去深究。吴西本人也不在乎，他常说：“干活要紧，纸面上的事算什么。”
时间来到1977年，“五四”五十周年。两位老战友在北京再度聚首，合影留念。吴西在照片背面提笔写下十四字：“梨花照眼忆当年，铐镣郎当正此天。”莫文骅回赠一句：“铁窗弹雨壮歌声，万千俊秀已落英。”老兵之间的默契与悲壮尽在字里行间。不过，那年仍无人提起档案问题。
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总政老干部局围绕待遇补贴进行普查，需要核对所有人的参加革命时间。莫文骅查看材料时才发现吴西“1929年”的标注，立刻向工作人员解释缘由。对方答复：“请拿出书面证明。”他笑道：“那就写信吧，老兵不会作假。”于是便有了前文的八百字证词。
干部部随后查阅原南宁监狱残存名册，又调取百色、龙州起义前的党员登记薄，两份材料都显示：1925年至1927年，吴西名列进步青年，附注“积极分子”。到此，案情水落石出——吴西确属大革命时期干部。2000年春，新的花名册定稿，吴西一栏改为“1925年参加革命”。遗憾的是，公文送到家中时，九十九岁的他已卧病在床，眼睛昏花，仍坚持自己翻阅完毕，笑说：“老莫没说错。”
2000年5月31日，莫文骅病逝。噩耗传来，吴西双手颤抖，喃喃一句：“他是好人！”随即扶杖赶赴灵堂，对着遗像低语：“大哥先走，我随后就到。”连续几小时吊唁后，他拒绝轮椅，坚持步行离开。照顾他的护士后来回忆：“那天老人腰板比平时挺得更直。”
2002年，吴西在南宁举办百岁书法展，请来九十七岁的吕正操题序。展厅里悬着他亲手写下的条幅——“百岁不老，初心不移”。有人问他最看重什么，他回答得干脆：“信义。”短短二字，其实也验证了莫文骅那封证明信。
2005年7月21日清晨，吴西在北京医院安静离世，享年一百零五岁。病房墙角还挂着那张改正后的干部登记表；下方是一张1999年国庆合影，两位老人并肩而立，军装熨帖，目光坚定。友谊、公道与信念，就这样静静留在影像里，谁也无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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